民国纸币民国七年中国银行拾圆美国钞票公司(福州)

“民国七年（1918年）中国银行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福州）”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中极具代表性的纸币之一，其背后交织着民国初年的金融动荡、地方经济需求与中美货币合作的复杂历史。以下从发行背景、设计特征、流通意义、历史价值四个维度展开解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金融困局与中国银行的转型
1. 时代背景：乱世中的货币体系重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王朝的“银本位”货币体系崩溃，各地军阀割据导致货币发行混乱——既有各省官银号滥发纸币，也有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商埠票”（如汇丰、花旗），金融市场极不稳定。为统一币制、稳定经济，新成立的北洋政府亟需建立国家层面的银行体系。

2. 中国银行的角色：从大清银行到国家银行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清政府设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1912年2月，经孙中山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初期与交通银行并列为国家银行）。其核心任务是发行“国币券”、代理国库、调控金融，但受限于北洋政府的弱势地位，实际影响力需依托地方分支与民间信用。

3. 福州的特殊需求：东南沿海的商贸枢纽
福建福州是近代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1842年《南京条约》开埠），海外贸易（尤其是与东南亚、美国的贸易）繁荣，本地对大额稳定货币的需求迫切。1918年前后，福建虽属北洋政府势力范围，但因靠近广东（护法运动基地）、浙江（军阀孙传芳崛起前的地方势力），金融环境更复杂，需通过可靠纸币维持商贸流通。

二、设计与印制：美国钞票公司的“技术输出”与本土化适配
1. 承印方：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
该公司成立于1867年，是全球知名的纸币印制企业，曾为墨西哥、巴西等多国印制货币，以“防伪技术先进、印刷质量精良”著称。清末民初，中国多家银行（如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因本土印刷技术落后，常委托外资或中外合资机构印制纸币——美国钞票公司便是重要合作方之一（另一家是英国华德路公司）。

2. 票面特征：“中西合璧”的设计语言
这枚拾圆券的正面通常以蓝色或棕色为主色调，核心元素包括：
- 主体图案：左侧为福州地标“白塔”（乌山白塔，福州文化象征），右侧为传统纹饰（如云纹、缠枝莲），体现“本土身份认同”；
- 文字信息：上方印“中国银行”四字（早期为篆书或楷书，后期逐渐改用宋体），中间大字“拾圆”，下方标注“凭票即付中华民国国币拾圆”“中华民国七年印”；
- 英文标识：因涉及涉外贸易，票面边缘或背面印有英文“BANK OF CHINA”“TEN YUAN”“FOOCHOW”（福州旧译）等，兼顾中外商人识别；
- 防伪细节：采用凹版印刷（手摸有凹凸感）、水印（可能为“中国银行”字样或数字）、暗记（如特定位置的微小字母），美国钞票公司的“星盾”防伪标记也可能隐含其中。

3. 福州版的特殊性：“地名券”的地方信用背书
纸币上明确标注“福州”，属于中国银行的“地名券”（即限定在特定区域流通的版本）。这类券种的发行通常基于两点：一是当地缺乏足够的现银储备，需通过“地名”强化本地信用（暗示可在福州中国银行兑换现银）；二是便于监管，避免纸币跨区域流通引发的兑换风险。

三、流通与命运：乱世中的“信用试金石”
1. 流通场景：商贸与民生的“硬通货”
1918年的福州，这枚拾圆券主要用于：
- 大宗贸易结算：如茶叶、木材出口美国或东南亚时的货款支付；
- 钱庄汇兑：福州钱庄将其作为“拆款”（同业拆借）的抵押品或结算工具；
- 市民储蓄与消费：因中国银行信誉较高（初期由政府控股），普通市民也愿意持有，用于缴纳赋税、购买洋货等。

2. 信用危机：北洋政府与银行的“博弈”
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因财政赤字严重，多次要求中国银行超发纸币弥补军费（“京钞风潮”），导致纸币贬值。尽管福州版拾圆券因地方储备相对充足，贬值幅度小于北方地区的“国币券”，但仍受波及——1921年后，部分商户开始拒收，需贴水使用（即100元纸币只能当90元现金用）。

3. 退出历史：抗战与币制改革的双重冲击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发行法定纸币），中国银行作为“发钞行”之一，原有纸币被强制回收；抗战爆发后，福州沦陷（1941年、1944年两次被日军占领），货币体系彻底崩溃，这枚1918年的拾圆券逐渐退出流通，成为“历史文物”。

四、历史价值：见证中国近代金融的三重转型
1. 货币主权：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尝试”
这枚纸币是中国银行试图建立“国家货币体系”的早期实践——尽管依赖美国印制技术，但通过“地名券”“国币单位”等设计，强调了对货币主权的维护（区别于外国银行的“商埠票”）。

2. 技术引进：近代印刷术与防伪体系的启蒙
美国钞票公司的参与，让中国首次接触到国际先进的凹版印刷、水印防伪等技术，推动了中国本土印钞业的发展（如1930年代中央造币厂成立后，逐步取代外资成为主要承印方）。

3. 地方经济：通商口岸的“金融镜像”
福州版的发行，折射出近代中国沿海城市“依赖外贸、急需稳定货币”的经济特征——纸币上的“白塔”“福州”等元素，也成为研究民国地方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实物证据。

总结
这枚“民国七年中国银行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福州）”不仅是一张纸币，更是民国初年金融混乱与探索、中外技术合作与主权博弈、地方经济需求与国家银行转型的缩影。它见证了中国人民在乱世中追求货币稳定的努力，也为今天的货币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微观样本”。如今，品相完好的该券已成为收藏市场的“热门品种”，其价值早已超越面值，成为解读中国近代史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