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七年中国银行拾圆美国钞票公司(福建)

要理解“民国七年（1918年）中国银行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福建）”的历史背景，需从时代脉络、中国银行角色、福建地方特性、纸币发行逻辑四个维度展开：

一、核心时代背景：民国初年的动荡与金融重构
1918年是北洋政府统治中期（1912-1928），此时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混乱期”：
- 政治：北洋军阀割据（皖系段祺瑞主政中央），地方军阀（如福建的李厚基）拥兵自重；一战刚结束（1914-1918），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经济侵略，但国内战乱仍频（如护法运动、南北对峙）。
- 经济：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春天”，但货币体系混乱——清末遗留的银两、制钱与民初发行的银元、纸币并行，各省官银号滥发纸币导致通胀，中央政府亟需统一金融体系。

二、“中国银行”的角色：从国家银行到地方分支的转型
中国银行的前身是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清末第一家国家银行），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组为“中国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发行货币、经理国库、稳定金融）。但需注意：
- 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其总部在北京，在全国设分行/支行；福建分行于1914年正式开业（此前为分号），负责福建地区的金融业务。
- 此时的中国银行并非完全独立的央行：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曾多次向其借款，导致其信用受地方质疑，需依赖“官方背书+地方协作”维持流通。

三、“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的技术与外交逻辑
纸币上的“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简称ABNCo.）是关键细节：
- 技术优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ABNCo.是全球顶尖的纸币印制商（曾为美、墨、中等多国印钞），采用凹版印刷、水印、安全线等当时最先进的防伪技术——这对混乱的中国纸币市场而言，是“信用背书”的重要手段（民众更信任“洋技术”防伪）。
- 历史背景：民国初年，中国本土印钞能力薄弱（仅北京财政部印刷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少数机构能印钞，且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委托外资印钞是常见操作：
- 1914年中国银行曾委托ABNCo.印“袁世凯像国币券”；
- 福建作为沿海省份，对外贸易频繁，对“国际认可”的印钞技术需求更高，且ABNCo.可能通过上海的代理机构承接福建订单。

四、“福建”地域特性：地方军阀与区域金融的绑定
纸币标注“福建”，说明这是中国银行福建分行的“地方定制券”，需结合福建当时的特殊情况：
- 地方军阀干预：1916-1922年，李厚基任福建督军兼省长（皖系军阀），控制福建军政大权。地方军阀为确保辖区金融稳定（或掠夺资源），常要求银行在纸币上标注“地方名称”，以强化“区域专属”认知（避免纸币外流到其他军阀辖区被拒收）。
- 区域经济需求：福建是侨乡（海外华侨众多），侨汇是重要经济支柱；同时，福州、厦门是对外贸易港口（茶叶、木材出口）。这张拾圆券的面额较大（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数月工资），主要用于大额商贸结算、侨汇兑换，需适应福建“外向型经济”的需求。

五、这张纸币的历史意义与后续命运
1. 信用局限：虽由美国公司印制、中国银行发行，但因北洋政府财政崩溃（1918年后军阀混战加剧，政府频繁向银行透支），中国银行的纸币在福建的信用仍依赖李厚基的“武力担保”——若军阀倒台，纸币易贬值或被拒收。
2. 流通周期短：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不再承担央行职能），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统一发行法币），这张1918年的拾圆券逐渐被回收销毁，存世量稀少。
3. 历史见证：它是民国初年“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的缩影——既体现中国政府尝试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努力，也暴露了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地方军阀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货币体系“碎片化”的无奈。

总结
这张纸币不是普通的“钱币”，而是1918年中国金融、政治、外交交织的实物证据：它背后是美国工业技术的输入、北洋政府的金融挣扎、福建地方的军阀生态，以及一个试图走向现代的古老国家在货币主权上的复杂探索。如今它已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珍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承载的那段“新旧碰撞”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