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无纪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百圆右人像

民国无纪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百圆右人像券的历史解析

一、发行背景：伪政权的金融工具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简称“联银”）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沦陷区最大的伪政权金融机构，其成立与日本侵华战略直接相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为掠夺资源、控制经济并推行殖民统治，需建立统一的伪货币体系以取代混乱的杂钞（如旧铜元、地方私票）。1938年2月，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支持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先后任首脑）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西交民巷，并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等沦陷城市设分行。

联银名义上由伪政权“管理”，实则完全受日本正金银行操控，是日本对华北实施经济侵略的核心工具——通过滥发纸币掠夺物资、榨取民众财富，并为日军军事开支提供资金支持。

二、纸币设计与版别特征
用户提及的“无纪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百圆右人像券”，属于联银早期发行的纸币之一，其核心特征如下：

1. 面值与图案：
百圆券是联银发行的主要大额货币（此外还有1角、5角、1圆、5圆、10圆、50圆等面值）。所谓“右人像”，指票面右侧印有人物肖像（常见说法为伪政权官员或虚构人物，具体身份因版别略有差异，部分版别可能借鉴中国传统服饰人物或象征性形象）；左侧通常搭配建筑、风景或花纹图案（如早期版可能含北平城门、桥梁等元素）。

2. “无纪年”的含义：
联银纸币分为“有纪年版”和“无纪年版”。“无纪年”指票面未明确标注发行年份（区别于后期标注“康德”“大同”等伪满/伪蒙年号或有公历年份的版别），主要集中于1938-1940年代初的早期发行阶段。这一时期联银尚未形成统一的纪年规范，或因战时快速印制需求，暂未添加年份标识。

3. 防伪与材质：
早期无纪年百圆券多采用雕版印刷，纸质较差（多为土纸或劣质道林纸），色彩以蓝、棕、红为主，防伪措施简单（如细密花纹、暗记），后期版别逐渐加入水印、金属线等，但无纪年版防伪较弱，易仿造。

三、流通与贬值：从“法币替代品”到废纸
联银券的发行以“统一华北币制”为名，实则是日本掠夺经济的手段，其流通历程充满恶性通胀：

- 初期强制流通（1938-1941年）：联银成立初期，规定联银券为华北沦陷区唯一“法定货币”，禁止法币、地方钞流通，并通过“收兑旧币”掠夺白银、铜元等贵金属（据统计，仅1938年就收兑白银超1000万两）。此时无纪年百圆券尚能维持一定购买力，可兑换少量物资。

- 恶性通胀与贬值（1941年后）：随着日军扩大战争（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军费开支激增，联银开始无限制滥发纸币。1942年，联银券发行额较1938年增长近20倍；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发行额已达战初的数千倍。百圆券迅速贬值：1938年百圆可买米约2石，1944年只能买1斤，1945年更沦为“擦屁股纸”，民众被迫以物易物或使用日本军用手票。

- 回收与废止：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管华北，宣布联银券“非法”，规定以法币1:5比例强制兑换（实际因通胀严重，民众损失惨重），无纪年百圆券随即退出流通，成为历史遗物。

四、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作为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核心货币，无纪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百圆券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殖民经济的重要实物证据：

- 历史见证：它直接反映了日军通过金融手段掠夺华北资源、压榨民众的罪行，印证了“货币战争”是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 收藏属性：因发行时间短、流通范围广且存世量相对较多（但品相完好的稀少），该券成为近代纸币收藏的热门品种，尤其“无纪年”“右人像”版别因早期特征明显，具有较高历史研究价值和收藏市场关注度（普通品相价格数百至数千元，珍稀版别可达万元以上）。

总结
无纪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百圆右人像券，本质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扶持伪政权发行的殖民货币，见证了华北沦陷区的经济苦难与民族屈辱。其设计、流通与贬值历程，既是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也为研究近代金融史、抗战史提供了鲜活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