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四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壹佰枚(江西)

“民国四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壹佰枚（江西）”是一枚具有浓厚地方金融与货币史色彩的近代机制铜元，其背后折射出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在货币发行、金融稳定上的复杂博弈。以下从背景、机构性质、币面信息、历史意义四个维度展开解析：

一、时代背景：民国初年的货币混乱与“平市”需求
1915年（民国四年）正值袁世凯执政初期，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但全国货币体系陷入严重混乱：
- 旧币混杂：清末的银两、制钱、外国银元（如鹰洋）、各省自铸的铜元（如“光绪元宝”“宣统元宝”）仍大量流通；
- 新币未统一：南京临时政府虽尝试发行“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但未形成全国信用；北洋政府虽设“造币总厂”，但中央货币权威尚未建立；
- 地方滥发：各省督军为筹措军费，纷纷设立地方银行或官钱局滥铸铜元，导致币值暴跌（如“当十铜元”贬值至仅值2-3文制钱），物价飞涨，民生困苦。

在此背景下，“平市”（平抑市价、稳定货币）成为中央与地方共同的需求——通过官方机构发行足值或标准化辅币，挤压劣币生存空间。

二、“财政部平市官钱局”：中央主导的地方金融维稳机构
“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并非全国性常设机构，而是北洋政府财政部为应对地方货币乱象，在关键省份设立的临时性金融维稳组织，核心职能是发行标准化辅币、回收劣质私铸币、稳定地方物价。

1. 机构设立的背景与范围
民国初年，江西因毗邻长江流域且为革命老区，货币流通尤其混乱：清末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在湖北、江西交界设铜元厂，清末民初江西本地又有多家军阀控制的造币厂滥铸铜元，导致“赣省铜元充斥，价值日落”（《江西通志·金融志》）。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统一银元为本位币，但辅币（铜元）仍未规范。为整顿江西金融，财政部遂于1915年授权在江西设立“平市官钱局”，直属财政部监管（区别于此前纯地方性质的“江西官钱局”）。

2. 运作特点
- 发行特许：需财政部颁发“币券发行执照”，币面明确标注“财政部”以彰显中央信用；
- 准备金制度：要求局内存储足额银、铜等实物准备金，确保兑换能力（避免重蹈清末官钱局“空券泛滥”覆辙）；
- 区域限定：主要流通于江西省内，旨在解决本地“钱荒”与“币乱”，非全国性辅币。

三、币面信息解读：“壹佰枚”与江西地域属性
这枚铜元的币面文字直接反映了其身份：
- “民国四年”：即1915年，明确了铸造时间，处于上述货币混乱的高峰期；
- “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发行主体，强调中央背书；
- “壹佰枚”：面值单位——“枚”是清末民初对铜元数量的通俗计数（类似“当十”“当二十”），“壹佰枚”即100枚小面额铜元（或直接代表“当百文”的大面值铜元，需结合形制判断：若为圆形方孔或机制圆孔，直径约28-30mm，大概率是“当百文”铜元，对应实际购买力约可买米数斤）；
- “（江西）”：地域限定，说明该币仅在江西境内强制流通，是地方维稳的针对性工具。

四、历史意义：中央与地方金融博弈的缩影
这枚铜元不仅是普通的货币，更是民国初年中央试图收束地方金融权、构建统一货币体系的微观见证：

1. 中央权威的地方渗透
清末以来，地方督军（如江西的李烈钧、陈光远）掌控地方财政与货币发行，中央政令难出京畿。“财政部平市官钱局”的设立，是北洋政府首次以“中央财政机构”名义在江西发行货币，试图打破地方军阀对货币的垄断，将金融权部分收回中央。

2. 地方金融维稳的尝试与局限
尽管平市官钱局发行了标准化铜元，但效果有限：一方面，地方军阀仍暗中支持私铸劣币（如“沙版铜元”）冲击市场；另一方面，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减弱，江西等省的平市官钱局很快因缺乏后续资金与政策支持而停摆，所发铜元也逐渐退出流通。

3. 江西货币史的独特节点
江西是近代中国铜元铸造的重要产区（清末有“南昌造币厂”“九江造币厂”等），但多为地方或军阀控制。“财政部平市官钱局”铜元是江西历史上少数带有中央财政部标识的官方辅币，填补了江西货币史上“中央直接干预地方辅币发行”的空白，也为研究民国初年地方金融治理提供了实物标本。

五、收藏与现状
由于发行时间短（仅1915年前后）、流通范围有限，且历经百年战乱损耗，“民国四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壹佰枚（江西）”存世量稀少，尤其是品相完好者更为罕见，是近代机制铜元中的“名誉品”，常被藏家视为研究民国金融史的重要物证。

综上，这枚钱币不仅是一枚交易媒介，更是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在货币主权上博弈的“微型档案”——它见证了旧秩序崩溃后，各方试图重建金融稳定的努力，也揭示了近代中国货币统一进程的艰难与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