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一年交通部京汉铁路支付券伍圆

“民国十一年交通部京汉铁路支付券伍圆”是民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发行的一种铁路专用支付凭证，其背后涉及民国初年的交通建设、货币制度及铁路运营状况。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时间与政权背景：民国十一年（1922年）
民国十一年即公元1922年，此时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末期（1912-1928）。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等派系，北京政府（交通部隶属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力有限，地方军阀割据，中央与地方矛盾突出。经济上，北洋政府财政困窘，依赖举债和发行纸币维持开支；货币体系混乱，银元、铜元、纸币并行，且各地军阀滥发货币导致通胀严重。

二、“交通部”与“京汉铁路”的历史关联
1. 交通部的职能与铁路管理
清末新政后，清政府设立邮传部管理铁路、航运、邮政等交通事业。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邮传部为交通部，统筹全国交通建设。但北洋时期交通部对铁路的控制力较弱，许多重要干线（如京汉、京张、津浦等）实际由外国资本或地方势力参与管理，中央仅名义上拥有监管权。

2. 京汉铁路的特殊地位
京汉铁路（北京至汉口）是清末至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南北干线之一，1897年动工，1906年全线通车（初名“卢汉铁路”，1909年改称京汉铁路）。其建设与运营涉及多重利益：
- 外资背景：原由比利时公司贷款修建（1898年中比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附带“以路作抵”“聘用比籍工程师”等条件，比利时通过铁路收益回收投资并控制部分管理权。
- 赎回与国有化：1909年中国还清部分外债后赎回自办，但直至1920年代，铁路仍受外资影响（如1923年“二七大罢工”便与京汉铁路工人反抗军阀吴佩孚压迫、争取权益直接相关）。
- 经济意义：作为连接华北与华中的交通动脉，京汉铁路是物资运输、人员流动的关键通道，其运营收入对沿线经济（如河南、湖北的煤铁、农产品输出）至关重要。

三、“支付券”的性质与发行原因
“支付券”并非法定货币（如银元券、法币），而是铁路系统内部发行的专用代用券，主要用于解决铁路运营中的资金周转问题。其发行背景与北洋政府的财政困境直接相关：

1. 铁路收入的特殊性
京汉铁路的收入主要来自客货运票款，需优先偿还外债本息（按合同规定，每年需向比利时方面支付固定款项），剩余部分用于铁路维护、员工薪资及日常开支。但北洋政府连年战乱（如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军费开支庞大，常挪用铁路收入填补财政缺口，导致铁路自有流动资金短缺。

2. 支付券的功能
当铁路部门因资金临时不足（如工资发放、材料采购）时，无法直接调用本应用于还债的票款，便发行“支付券”作为内部流通工具，承诺未来用票款兑换。此类券种通常仅在铁路系统内部（如车站、职工食堂、沿线商铺）流通，具有一定“准货币”性质，但因无国家信用背书，风险较高。

四、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特殊背景
1922年是京汉铁路历史上的关键年份，直接影响支付券的发行环境：
- 直奉战争与中央财政崩溃：1922年4月至5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击败奉系张作霖，控制北京政府。但战后中央政府财政更加恶化，交通部难以为铁路提供补贴，铁路部门被迫自行解决资金问题。
- “二七大罢工”的前奏：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的导火索之一，便是铁路当局长期拖欠工人工资、滥用权力。1922年前后，京汉铁路工人已多次发起罢工要求改善待遇，铁路部门可能因资金紧张，需用支付券替代现金发放部分薪资，加剧了劳资矛盾。
- 货币混乱加剧：1922年全国范围内纸币贬值严重（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币券”信用下降），铁路支付券若无法及时兑换，可能进一步损害职工和商民信任。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此类“京汉铁路支付券”存世量极少，是研究民国铁路史、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 反映铁路运营的艰难：支付券的存在印证了北洋时期铁路部门“自主造血”能力的薄弱，以及中央与地方、铁路与外资之间的复杂博弈。
- 见证工人运动背景：结合1923年“二七大罢工”，可还原铁路工人权益被侵害的具体场景（如以券代薪）。
- 货币制度缩影：作为非法定货币的代用券，其设计（如加盖“交通部”“京汉铁路”字样）、面额（伍圆）反映了当时基层经济单位的应急金融手段。

总结
“民国十一年交通部京汉铁路支付券伍圆”并非普通流通货币，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北洋政府财政崩溃、铁路收入被挪用、劳资矛盾激化）铁路部门发行的应急支付工具。它既见证了京汉铁路作为“经济命脉”的重要性，也折射出民国初年交通近代化进程中“强外资、弱中央、乱地方”的深层困境，是研究中国近代铁路史与社会经济史的一件珍贵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