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九年山西省银行壹角(汾阳)

民国十九年（1930年）山西省银行发行的壹角纸币（汾阳地名券），是民国时期地方金融史与山西区域经济的典型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发行逻辑与时代特征可从以下维度解析：

一、发行主体：山西省银行的“省营金融”底色
山西省银行成立于1919年1月，是阎锡山主导的山西地方政权为整合全省金融、服务“保境安民”战略而设立的省级官办银行。其核心职能包括：发行地方货币（银元券、辅币券）、代理省库收支、调控地方经济（如支持军工、实业与基础设施建设）。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推行“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但山西因阎锡山长期掌控地方军政大权（1917—1930年为“山西王”时期，1930年中原大战后仍保持半独立状态），山西省银行仍保有货币发行自主权，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均为山西主要流通货币发行机构。

二、时间背景：1930年的山西与“中原大战”的冲击
民国十九年（193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节点——中原大战爆发之年（1930年5月—11月）。这场由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蒋的战争，主战场虽在河南、山东等地，但山西作为阎锡山的根据地，承担了战争的后勤与财政压力：
- 为筹措军费，山西省银行需扩大货币发行量，导致纸币信用面临考验；
- 战争期间交通受阻，部分地区（如汾阳）可能出现货币流通的区域性紧张，需通过“地名券”（标注发行地或流通地）强化本地兑付能力，稳定区域金融秩序。

三、“汾阳”地名券的特殊意义：地方金融的“锚定”功能
纸币上标注“汾阳”，并非指仅在汾阳发行，而是限定其主要流通区域为汾阳及周边晋中、吕梁一带（汾阳为当时汾州府治所，是晋西重要的商业与交通枢纽，以酿酒业<汾酒>、粮食贸易闻名）。这种设计的目的有二：
1. 应对货币挤兑风险：若某地区纸币过度集中，标注地名可提示银行“分区兑付”，避免单一网点储备不足引发信用危机；
2. 强化地方认同：通过地名将货币与地方经济绑定，增强民众对本地金融机构的信任（尤其在战乱时期，中央货币权威削弱，地方银行需靠“地缘属性”维持流通）。

四、壹角券的面值与山西辅币体系
民国时期，山西通行银元本位，主币为“山西银元”（俗称“晋钞”或“大元”），辅币则包括伍分、壹角、贰角等小额纸币（因银元携带不便，小额交易依赖辅币）。1930年的壹角券属于典型的“小面额流通券”，主要满足城乡日常交易需求（如买菜、雇工、小额商贸），其设计通常简洁（正面多为银行行名、面值、发行年份，背面可能有简单花纹或“凭票即付”字样），材质为普通道林纸（因属小额券，防伪工艺较主币简单）。

五、历史命运：从流通到退出
山西省银行的纸币命运与山西政局紧密绑定：
- 1930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短暂下野，但1932年重返山西后继续掌控金融，山西省银行仍维持发行；
-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统一使用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要求地方银行停止发行货币并收回旧券；山西省银行被迫逐步回收壹角券等旧币，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大部分已退出流通；
- 1937年日军侵占山西后，山西省银行被日军控制，沦为伪政权金融工具，原民国时期的壹角券彻底失去法定效力，仅作为历史文物留存。

六、收藏与历史价值
作为民国时期山西地方金融的实物遗存，1930年山西省银行壹角（汾阳）券的价值在于：
- 见证军阀时期的“省营金融”模式：反映阎锡山“以金融控经济、以经济养军事”的统治逻辑；
- 记录中原大战的地方影响：从货币发行角度折射战争对区域经济的冲击；
- 体现民国辅币的地方化特征：“地名券”是近代中国金融体系不统一、地方割据的缩影。

目前，该券存世量较少（因小额券消耗快、回收彻底），品相完好者已成为钱币收藏市场的“热门品种”，兼具历史研究与艺术鉴赏价值。

综上，这张小小的壹角券，不仅是交易的媒介，更是民国山西政治、军事、经济交织的微观镜像——它藏着阎锡山的“保境”算盘，映着中原大战的烽火，也记着汾阳码头的酒香与市井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