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中央储备银行伍圆中山陵(武汉)

民国二十九年中央储备银行伍圆券（中山陵·武汉）的历史解析

一、发行背景：汪伪政权的金融工具
该纸币的发行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1945年）的金融操控直接相关。

1. 时间与政权定位
“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汪精卫于1939年底在青岛召开伪国民党六大，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史称“汪伪政权”），沦为日本侵华的工具。为掠夺中国资源、稳定沦陷区金融秩序，汪伪政权效仿重庆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于1941年1月正式设立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行”），但实际筹备和纸币设计早在1940年已启动，此枚伍圆券即为早期试印或流通品种之一。

2. 中储行的本质
中储行名义上是“国家银行”，实则完全受控于日本顾问，其核心职能是发行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取代此前各伪政权（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蒙疆银行等）发行的货币，统一沦陷区金融，配合日军进行经济掠夺（如强制兑换法币、征收物资等）。

二、票面特征：“中山陵·武汉”的特殊寓意
该券正面主景为“中山陵”，背面标注“武汉”，需结合汪伪政权的政治宣传与地理符号理解：

1. 中山陵的象征意义
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其形象与陵寝是国民党正统性的核心符号。汪伪政权以“继承孙中山遗志”为幌子，将中山陵印于纸币，试图伪造“正统国民政府”的形象，掩盖其傀儡本质。

2. “武汉”标注的地理指向
武汉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1911年武昌起义），也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临时首都（1937年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曾迁至武汉）。汪伪政权选择“武汉”而非南京（当时汪伪政权实际统治中心），可能有两层意图：一是借武汉的“革命首义”符号强化“反清革命”叙事，淡化其投敌色彩；二是早期纸币可能计划在多沦陷区流通，“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暗示覆盖华中地区的野心（但中储券最终主要在华东、华中沦陷区流通）。

3. 设计与印制细节
该券属中储行早期券种，材质多为纸质，图案设计融合传统纹饰与现代印刷技术（部分券有防伪水印或暗记）。因汪伪政权缺乏独立印钞能力，中储券多由日本大藏省印刷局或沦陷区的日资印刷厂代印，工艺相对粗糙，后期因恶性通胀不断改版贬值。

三、历史命运：短命的傀儡货币
1. 流通与贬值
中储券自1941年正式发行后，初期与法币挂钩（规定100法币兑换100中储券），但1942年起日本为掠夺物资，强制推行“中储券单用政策”，禁止法币流通，并通过滥发纸币掠夺粮食、矿产等资源。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中储券发行额较初期膨胀数万倍，物价飞涨，民众财富被洗劫一空。

2. 结局：战后取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立即宣布中储券为非法货币，规定以200:1的比例兑换法币（部分地区甚至更低），大量持有中储券的民众瞬间破产。中央储备银行随之解散，其发行的纸币成为历史的罪证。

四、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汪伪政权金融侵略的实物证据，该伍圆券不仅是钱币收藏领域的“特殊品种”（因政权傀儡性，存世量相对较少），更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经济史、日本对华殖民掠夺的重要史料。其票面设计中的“正统性伪装”与历史真相的反差，也折射出汪伪政权的虚弱与虚伪。

总结：这枚纸币是汪伪政权在日本操控下发行的金融工具，以“中山陵”“武汉”等符号伪装正统，实则为掠夺中国经济的帮凶。它的存在，既是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苦难的见证，也是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