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年绥远毕镇义盛长铜圆伍拾枚

“民国十年绥远毕镇义盛长铜圆伍拾枚”是一枚具有地方特色和特殊历史背景的铜质辅币，其背后涉及民国时期的货币制度、地方经济以及绥远地区的特殊政治军事环境。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这枚钱币的历史信息：

一、基本要素拆解
- 时间：民国十年（1921年），此时中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末期，军阀割据局面加剧，地方势力控制货币发行权的情况普遍。
- 地域：绥远（今内蒙古中部，1928年设省前为特别区），地处华北与西北交界，是蒙汉杂居、农牧交错的区域，历史上长期受中央控制较弱，地方势力活跃。
- 机构：“毕镇”——推测为当地驻军或行政长官的驻地/名号（“镇”可能指军事据点或行政镇）；“义盛长”——可能是商号、钱庄或地方军阀控制的铸币机构（“义盛长”这类名称常见于民间金融机构或军阀私铸钱局）。
- 面值：“伍拾枚”，即50文，属于铜圆中的小面额辅币（当时铜圆主币多为当十、当二十文，辅币有当五、当二甚至更小）。

二、历史背景：民国初年绥远的货币乱象
民国初期，中央政府权威衰落，各省及地方军阀为筹措军费、控制经济，纷纷自铸货币，导致币制混乱。绥远作为边疆地区，情况更为复杂：
1. 中央与地方的角力：1914年北洋政府设绥远特别区（辖归绥道12县及乌兰察布、伊克昭盟），但实际控制力有限，地方驻军（如晋军、奉系或本地军阀）常自行发行货币。
2. 铜圆需求与短缺：清末至民初，铜料短缺导致中央铜圆（如“大清铜币”“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供应不足，地方不得不自铸低质辅币弥补流通缺口。“伍拾枚”这类小面额铜圆正是为满足基层交易（如农牧产品买卖、日常小额支付）需求而生。
3. 军阀与商号的结合：“义盛长”若为商号参与铸币，可能是军阀授权或与地方商人合作的结果——军阀提供权力背书，商号负责铸造流通，本质是通过货币发行掠夺财富（低成色铜圆兑换足额银钱，赚取差价）。

三、“毕镇”与“义盛长”的可能指向
- “毕镇”的身份：民国绥远驻军以晋军（阎锡山部）、奉军（张作霖部）及冯玉祥的国民军为主，后期还有傅作义的部队。“毕镇”可能是某支驻军的番号简称（如“毕”姓军官驻守的镇），或地名（如归绥附近的毕克齐镇，但需具体考证）。若为军事据点，铸币更可能与军队补给相关。
- “义盛长”的性质：此类名称在同时期地方铸币中常见，例如山西“晋泰厚”、陕西“协源生”等，多为军阀或地方势力控制的铸币厂代号，也可能直接是钱庄字号（利用金融网络推广私铸币）。其铜圆通常成色低（含铜量不足）、重量轻，实际价值远低于面值。

四、钱币的历史意义
1. 见证地方经济自主性：这枚铜圆是民国初年绥远“自保型”经济的缩影——中央无法统一币制，地方只能通过自铸货币维持流通，反映了边疆地区在国家分裂状态下的经济独立性。
2. 反映军阀经济的掠夺性：低质辅币的发行本质是“通货膨胀式”敛财，加重了百姓负担，也暴露了军阀统治下金融秩序的崩溃。
3. 民族交融的物证：绥远是蒙汉等多民族聚居区，铜圆的流通促进了区域间贸易，尽管币制混乱，但也体现了多民族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

五、收藏与研究现状
此类地方私铸铜圆因存世量少、地域特征鲜明，成为钱币收藏界的“冷门珍品”。目前所见“义盛长”伍拾枚铜圆多为黄铜质，直径约28-30毫米，正面可能标注“中华民国十年”“绥远”“毕镇”及“义盛长”字样，背面或为嘉禾纹、龙纹或简单符号（因私铸工艺粗糙，图案常不规范）。学术研究方面，需结合绥远地方志、民国财政档案及同时期其他军阀铸币（如晋军“军工工友消费证”、奉系“奉票”铜圆）对比分析，进一步厘清“毕镇”与“义盛长”的具体归属。

总结：这枚铜圆不仅是民国初年绥远地区货币混乱的实物证据，更是观察北洋时期地方势力、经济生态与民族关系的微观窗口，其背后的“毕镇”与“义盛长”故事，仍需更多地方文献与考古发现来补充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