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元年中华新疆通用十文壬子双旗

“民国元年中华新疆通用十文壬子双旗”钱币，是中华民国初期在新疆地区铸造发行的一种铜元（俗称“铜板”“铜钱”），其历史背景与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货币制度及新疆地方特殊性密切相关。以下从历史背景、钱币特征、铸造情况、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民国初年的新疆与“壬子”纪年
1. 时间定位：“民国元年”与“壬子”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而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中，1912年正是“壬子年”（辛亥年1911年之后）。因此，“民国元年”与“壬子”实为同一时间的两种纪年方式，体现了新旧时代交替的特征。

2. 新疆的特殊局势
1912年前后，新疆正处于从清朝统治向民国过渡的动荡期：
-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地各省纷纷独立，但新疆因地处西北边陲，清廷仍控制着迪化（今乌鲁木齐）、伊犁等地。
- 1912年1月，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成立“新伊大都督府”，与清廷任命的新疆巡抚袁大化对峙；同年6月，双方达成协议，袁大化辞职，杨增新出任新疆都督，逐步统一全疆军政，维持了相对独立的统治（直至1928年遇刺）。
- 此时新疆货币体系混乱：清朝遗留的制钱、银锭仍在流通，同时受内地影响，铜元（如“光绪元宝”“宣统元宝”机制铜元）也开始使用，但缺乏统一的本地铸币。

二、钱币特征：“中华新疆通用十文壬子双旗”的形制与含义
这类铜元属于双旗铜元（民国初年主流铜元样式），具体特征需结合实物推断（因新疆双旗铜元版别较多，且部分资料记载简略）：
1. 正面：通常中央为交叉的双旗图案——左为铁血十八星旗（代表汉地18省），右为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象征民国统一与民族融合；上方或环绕文字可能为“中华新疆通用”“新疆通用”或“中华民国”，下方标注“十文”（面值）、“壬子”（纪年）。
2. 背面：多为麦穗、嘉禾纹（象征农业丰收，符合新疆农耕经济特点），或搭配“十文”“当十”等字样，部分版别可能加铸维吾尔文（体现新疆多民族聚居特征，方便当地少数民族识别）。
3. 材质与工艺：以红铜或黄铜铸造，采用机器压制（区别于传统翻砂制钱），反映了民国初年新疆近代铸币工业的起步（杨增新主政后曾尝试建立本地造币厂）。

三、铸造情况：谁在新疆发行了这种铜元？
目前史料对“中华新疆通用十文壬子双旗”的直接记载较少，但结合新疆民国初年的铸币史可推测：
1. 可能的铸造主体：
- 1912年新疆尚未建立统一的官方造币厂，早期铜元可能由伊犁新伊大都督府或迪化地方政府委托内地工厂（如天津、武昌造币厂）代铸，再运入新疆流通——“中华新疆通用”即强调其为新疆境内法定流通货币。
- 杨增新统一新疆后（1912年下半年起），为整顿货币、稳定经济，可能下令仿铸内地双旗铜元，加入“新疆”字样以适应本地需求。
2. 流通范围：主要在北疆（迪化、伊犁等地）流通，南疆部分地区因交通不便仍以传统货币为主。
3. 存世量：新疆双旗铜元因铸造时间短、地域局限，存世量远少于内地同类型铜元，属于较稀少的“地方版”铜元。

四、历史意义：边疆货币近代化的缩影
1. 见证新疆的“民国转型”：作为民国元年新疆发行的货币，“壬子双旗十文”直接反映了新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权更迭——既保留“中华”大一统符号（双旗、民国纪年），又突出“新疆通用”的地方属性，体现了杨增新“保境安民”、维持新疆相对独立的治理思路。
2. 推动货币统一与地方经济整合：此前新疆货币混杂（制钱、银锭、内地铜元并行），此类铜元的发行试图建立统一的十进制铜元体系，便利商品交换，促进北疆城镇经济发展（如迪化、奇台等商业重镇）。
3. 民族融合的象征：部分版别加铸维吾尔文，说明新疆当局已考虑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试图让货币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经济纽带，而非单纯的汉族政权工具。
4. 研究新疆近代工业与金融的实物资料：其机器铸造工艺反映了民国初年新疆对近代工业技术的引入（尽管依赖内地代铸，但已是重要尝试），为研究新疆金融史、工业史提供了线索。

五、争议与补充
需注意：由于新疆民国初期史料零散，部分“新疆双旗铜元”的具体版别、铸造厂归属仍存在争议（如是否真有“中华新疆通用”铭文，或为后人所加俗称）。此外，杨增新主政后更倾向于维护银本位（以“新疆省票”纸币和银圆为主），铜元仅作为辅币，发行规模有限，因此这类铜元的实际流通时间较短，影响力不及后期新疆银圆（如“杨增新银圆”）。

综上，“民国元年中华新疆通用十文壬子双旗”铜元是民国初年新疆从传统货币向近代货币转型的特殊产物，既是边疆地区融入中华民国的物质见证，也承载着新疆地方政权稳定经济、整合社会的努力，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