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乾元重宝小平背上星

“乾元重宝”是中国唐代肃宗李亨在位期间（756—762年）铸造的一种重要货币，属于安史之乱时期为缓解财政危机而推行的币制改革产物。其中“小平背上星”是乾元重宝的一种版别，需结合唐代货币史、政治背景及钱币形制特点来理解其历史内涵。

一、“乾元重宝”的发行背景：安史之乱与财政危机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盛唐由盛转衰。叛军迅速攻占洛阳、长安，玄宗西逃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改元至德（756年）。此后数年，唐廷与叛军在关中、河南等地反复拉锯，军费开支激增，财政陷入极度困境——原有“开元通宝”钱以铜质为主，铸造量有限，且战乱导致铜料短缺，无法支撑大规模军费支出。

为解决财政危机，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采纳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议，推行币制改革：一方面扩大铸钱规模，另一方面发行虚值大钱，通过“减重增数”掠夺民间财富，弥补国库亏空。由此诞生了两种新钱：“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并行）和“乾元重宝当十”（后改为当五十、当百），形成“开元通宝”（小平钱，一文）、“乾元重宝”（折二至折十不等）的多重币制体系。

二、“乾元重宝”的基本形制与流通影响
1. 普通乾元重宝的特征：
钱文为隶书，直读（“乾元重宝”），直径约2.5-3厘米（小平钱），重约3-4克，材质以青铜为主，部分含铅锡（因铜料不足）。初期规定“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枚（即“当十钱”），后因贬值严重，乾元二年（759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外郭双轮），宣称当开元钱五十（“当五十钱”），实际价值更低。

2. 通货膨胀与社会动荡：
虚值大钱的滥发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腾踊，米斗钱至七千，饿死者满道”（《旧唐书·食货志》）。百姓拒绝使用大钱，市场交易混乱，甚至出现“商贾不行，谷帛翔贵”的局面。为遏制乱象，肃宗曾下诏禁用大钱，强制按官定比价兑换，但收效甚微。直到代宗继位（762年）后，逐步废除当十、当五十钱，仅保留“乾元重宝”小平钱与开元通宝并行，币制才逐渐稳定。

三、“小平背上星”版别的特殊含义
“小平背上星”指乾元重宝小平钱（直径较小，约2.3-2.5厘米）的背面穿口上方（或穿口左右）有一个凸起的圆点（“星纹”）。这种标记并非随意装饰，而是唐代铸币工艺与版别区分的体现：

1. “星纹”的功能：
唐代铸钱多为范铸法（陶范或铜范），背面的星纹可能是铸模定位标记（防止范片错位），也可能是不同钱监（铸钱机构）的标识，或代表铸造批次、炉次。类似“星”“月”“孕星”等背纹在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中常见，是研究唐代铸币体系的重要线索。

2. “小平背上星”的历史定位：
乾元重宝的版别复杂，“上星”属于较少见的细分版式（普通乾元重宝多光背或无规律纹饰）。其存世量相对较少，反映了当时不同钱监的铸造差异，也为后世钱币学提供了断代依据——因乾元重宝仅铸于肃宗乾元年间（758-760年）及代宗初年（761年后少量铸造），“上星”版可辅助判断具体铸造时间或地域。

四、历史意义：唐代币制改革的缩影
乾元重宝的发行与失败，本质是战乱背景下政府通过货币手段掠夺民财的典型案例。它暴露了唐代中期中央财政的脆弱性，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尽管币制改革短期缓解了财政压力，但长期加剧了社会矛盾，成为中晚唐“钱荒”与通胀问题的前奏。

从钱币学角度看，“乾元重宝小平背上星”不仅是实物见证，更承载了唐代货币制度从“开元盛世”的稳定到“乱世求变”的转折，是研究8世纪中国货币史、经济史的关键物证。

总结：“乾元重宝小平背上星”是安史之乱时期唐廷为应对财政危机铸造的虚值货币的特殊版别，其背后关联着肃宗朝的政治动荡、币制改革的利弊，以及唐代铸币工艺的细节。这枚钱币既是历史的“受害者”（因贬值被废弃），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刻下乱世经济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