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铜钱兴朝通宝壹分大样

“兴朝通宝壹分大样”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政权“大西政权”延续势力——孙可望在云南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史称“兴朝”）所铸造的钱币之一。要理解其历史背景，需结合明末清初的战乱格局、大西政权的兴衰及孙可望的政治活动来梳理。

一、历史背景：明末清初的乱世与政权更迭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变四起，李自成（大顺）、张献忠（大西）等农民起义军先后崛起，推翻明朝统治。但1644年清军入关后，迅速击败大顺、大西政权，逐步统一北方。南明政权（明朝残余势力）虽在南方抵抗，但因内部党争、实力分散，难以扭转颓势。

在此背景下，张献忠的大西政权（1644年于成都建立，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力量。1646年张献忠战死西充（今四川南部），其义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余部进入云南、贵州，继续抗清，并试图整合力量、稳定后方。

二、“兴朝”政权的建立与孙可望的角色
1647年，孙可望等率大西残部进入云南后，与当地土司、明朝降将（如沐天波家族）联合，控制了云南、贵州等地，建立了以抗清为旗号的割据政权。为区别于张献忠的“大西”，也为了彰显“中兴”之意（延续汉人政权正统），孙可望采用了“兴朝”作为政权名号（取“兴复大明”或“中兴王朝”之意），但未正式称帝，实际是地方军事集团主导的政权。

孙可望在“兴朝”中掌握核心权力，推行一系列稳定措施：整顿吏治、恢复生产、铸造钱币（“兴朝通宝”）、整编军队（组建“三堵墙”军制），并与南明永历政权合作抗清（一度拥立永历帝，后因权力斗争决裂）。1657年，孙可望因与李定国内战失败，投降清朝，“兴朝”政权随之瓦解，其部众和地盘被清军接管。

三、“兴朝通宝壹分大样”的铸造与形制
为巩固对云南、贵州的统治、便利经济流通，“兴朝”政权于顺治六年（1649年）前后开始铸造“兴朝通宝”。该钱是明末清初农民政权货币的重要代表，也是研究西南抗清史的关键物证。

1. 版式与面值
“兴朝通宝”主要有三种版式：
- 壹分：最常见的大面值钱，直径约48-50毫米，重约10-15克，钱文楷书直读“兴朝通宝”，“兴”“朝”“通”“宝”四字端庄，背文多为“五厘”“一分”（部分无背文）；
- 贰分：较少见，直径约40-42毫米；
- 五厘：更小面值，直径约30-32毫米。

其中“壹分大样”指铸造精良、尺寸较大、重量较重的壹分钱（可能因早期铸模规整或试铸性质，存世量相对稀少，收藏价值较高）。

2. 钱文与工艺
钱文“兴朝通宝”四字为楷书，字体方正有力，体现农民政权的质朴风格。“兴”字有“兴旺”之意，“朝”指“王朝”，“通宝”即通行宝货，符合传统货币命名逻辑。铸造工艺较粗糙（采用范铸法，非官炉精细铸造），反映了当时战乱环境下手工业的水平限制，但也凸显了政权的应急性和地域性。

四、历史意义与价值
1. 抗清历史的见证：“兴朝通宝”是孙可望抗清时期的经济载体，见证了明末清初西南地区“反清复明”力量的存在，填补了大西政权覆灭后、南明政权与清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空白。
2. 区域经济稳定的工具：云南、贵州地处偏远，长期战乱导致货币混乱（明钱、张献忠“大顺通宝”、南明钱混杂），“兴朝通宝”的发行统一了局部货币体系，促进了当地农业、商业的恢复，为抗清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
3. 农民政权的货币文化：作为农民起义政权的货币，“兴朝通宝”打破了传统王朝货币的垄断，体现了底层民众对“自主政权”的经济诉求，是研究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经济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4. 收藏与研究价值：因“兴朝”政权存续时间短（仅约10年）、铸币量有限，“兴朝通宝”存世量远少于明清官铸钱，尤其是“壹分大样”等精铸版，成为古钱币收藏中的热门品种，兼具历史研究与艺术鉴赏价值。

总结
“兴朝通宝壹分大样”不仅是明末清初乱世的货币遗存，更是孙可望“兴朝”政权抗清活动与经济治理的直接见证。它连接了大西政权的余脉、南明的抗清斗争与清朝的统一进程，为理解这一时期“多元政权并存”的历史格局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背后承载的，是底层民众在王朝更迭中的挣扎与探索，以及区域政权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历史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