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铜钱兴朝通宝背壹分挂花

“兴朝通宝背壹分挂花”是一种结合了货币属性与民俗文化特征的特殊钱币类物品，其历史背景需从“兴朝通宝”本身的起源、南明政权的货币体系，以及“挂花”的用途三个层面展开：

一、“兴朝通宝”：南明时期孙可望主导的地方政权货币
“兴朝通宝”并非全国统一王朝的法定货币，而是南明永历政权时期（1647—1662年），由大西军余部建立的“兴朝政权”（实际为孙可望控制的西南割据势力）所铸行的钱币。

1. 历史背景：大西军的转型与西南割据
- 前身：明末农民起义中，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1644—1646年），定都成都，铸造“大顺通宝”“西王赏功”等钱。但1646年张献忠战死西充后，大西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领下转战西南，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抗清。
- 兴朝政权的形成：1650年前后，孙可望率大西军占领云南、贵州，逐步控制西南地区，建立了以“兴朝”为号的割据政权（虽未正式称帝，但实际行使地方统治权）。为稳定经济、筹措军饷，孙可望决定铸造新币——“兴朝通宝”，取代此前混乱的大西旧钱与地方杂币。

2. “兴朝通宝”的版式与流通
“兴朝通宝”有小平、折五、折十三种主要版式，其中“背壹分”属于折银钱（即一枚当银一分使用），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之一：
- 形制：钱文楷书，直读，“兴朝”寓意“复兴明朝”（迎合抗清的政治口号），“通宝”为传统货币称谓；
- 背文含义：“壹分”明确了其与白银的兑换比例（明代白银为主要货币单位，1两=10钱=100分），方便民间折算；
- 流通范围：主要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及广西部分地区流通，成为南明抗清势力的重要财政支撑。

二、“挂花”：从实用工具到民俗辟邪物
“挂花”并非“兴朝通宝”的原生版式，而是后世将钱币穿孔或镶嵌后制成的悬挂饰物，核心功能是驱邪避凶、祈福纳祥，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体现。

1. “挂花”的起源与演变
- 早期用途：古代钱币本身具有“天圆地方”“皇权象征”的属性，被认为能“镇宅避邪”。汉代起，民间就有将铜钱串成“五帝钱”悬挂的习俗；明清时期，更流行将特殊钱币（如开炉钱、吉语钱、前朝旧钱）穿孔制成挂件，用于佩戴或悬挂于门庭、车马、孩童衣物上。
- “兴朝通宝背壹分”成为挂花的原因：
1. 历史感：作为南明抗清时期的“遗币”，自带“忠义”“复兴”的象征意义，符合民间对“正气”的追求；
2. 版式特征：“背壹分”的文字清晰、形制规整，穿孔后易于悬挂；
3. 稀缺性：南明政权存续时间短（仅十余年），“兴朝通宝”存世量远少于汉唐宋明主流货币，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后世将其制成挂花兼具美观与文化内涵。

2. “挂花”的文化内涵
- 辟邪：古人认为钱币经过万人之手，蕴含“阳气”，能克制阴邪之物；
- 祈福：南明政权“抗清复明”的口号被赋予“不屈”的精神象征，悬挂“兴朝通宝挂花”也暗含对“平安顺遂”的期盼；
- 装饰：清代至民国时期，民间流行将古钱币制成挂饰，搭配流苏、珠串，成为一种质朴的装饰品，尤其在西南地区（原兴朝政权故地）更为常见。

三、“兴朝通宝背壹分挂花”的历史定位
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南明抗清）的货币遗存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钱币辟邪）结合的产物：
- 从货币史角度，它见证了大西军余部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的历史，以及西南地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经济形态；
- 从民俗史角度，它反映了古人对钱币“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以及将历史文物转化为生活饰物的智慧；
- 从收藏角度，真正的“兴朝通宝背壹分”存世较少，若再经“挂花”改制，更是兼具历史价值与民俗趣味，是研究南明史与民间文化的实物资料。

总结
“兴朝通宝背壹分挂花”的前身是南明兴朝政权的折银货币，因时代动荡而退出流通；后世被赋予民俗功能，成为悬挂辟邪的饰物。它的历史，既是一部南明抗清的微观财政史，也是中国传统“钱币文化”向“民俗文化”延伸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