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铜钱天启通宝背下方星

“天启通宝”是明朝熹宗朱由校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铸造的年号钱。其中，“天启通宝背下方星”是指该钱币背面在穿口（即方孔）的正下方位置有一枚凸起的星纹标记（俗称“星纹”或“星点”），属于明代钱币中常见的“纪地”“纪重”或“特殊版别”的辅助标识之一。以下从历史背景、铸造特点、版别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天启通宝的历史背景
明熹宗朱由校在位仅7年（1621—1627），但这一时期正值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
- 政治腐败：宦官魏忠贤专权，朝政混乱，党争激烈；
- 经济困境：万历以来长期对后金（清前身）的战争消耗巨大，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大量铸钱弥补亏空；
- 货币需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对铜钱的需求激增，而此前嘉靖、隆庆年间铸钱量少，导致“钱荒”，因此天启年间大规模开炉铸钱。

天启通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铸造，成为明代铸量最大的年号钱之一，但因工艺、材质差异，版别极为复杂。

二、“背下方星”的特征与铸造背景
1. 形制特征
天启通宝为圆形方孔钱，一般直径2.2—2.8厘米，重量因版别而异（早期足重约3—4克，后期减重严重）。普通天启通宝多为光背（无背文），或背有文字（如“十·一两”“镇十”等记值、记地标记）；而“背下方星”的特殊之处在于：穿口（方孔）的正下方（即钱币底部）有一个凸起的圆点状星纹，星的位置固定，无其他文字或符号。

2. 铸造原因推测
明代钱币背星纹的出现，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
- 工艺标记：古代铸钱多采用母钱翻砂法，背星可能是铸钱局区分不同炉别、批次或工匠的暗记（类似现代的“质检标记”）；
- 象征意义：星纹在传统中象征“光明”“祥瑞”，或用于祈求国运昌隆；
- 流通识别：部分学者认为，背星可能是为了便于盲人触摸识别（类似“盲文”），但明代文献未明确记载此功能，更可能是工艺需要。

具体到“天启通宝背下方星”，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它是某一特定铸钱局（或炉别）的标记。明代中央设“宝源局”（北京）、地方设“宝泉局”（南京）及各布政司铸钱局（如浙江、江西、湖广等），但天启年间因战乱和地方财政自主，实际参与铸钱的局所远多于制度规定，背星可能是某地方局（如湖北、四川等）为区分自身产品而加的标记。

三、版别与存世情况
天启通宝版别极多，按材质分有黄铜、红铜、青铜；按大小分有小平（折一）、折二、折十（大型钱）；按背文分有光背、记值（如“当十”“当十三两”）、记地（如“镇”“新”）等。“背下方星”主要出现在小平钱中（即折一钱），且多为民间私铸或地方局官铸的“非标准版”：
- 官铸可能性：若为中央或地方官局铸造，星纹应较为规整，钱体较厚重；
- 私铸可能性：明末财政崩溃，民间私铸泛滥，私铸钱常偷工减料（薄小轻劣），背星可能因模具粗糙而显得模糊。

目前存世的“天启通宝背下方星”以传世品为主，出土较少，市场价值因品相和版别差异较大：普通品相的单枚价格数百至千元，若钱体工整、星纹清晰，则可能达数千元。

四、历史意义
天启通宝背下方星虽非重大纪地或纪值钱，却反映了明代晚期货币铸造的真实状态：
- 反映财政危机：天启朝为应对军费开支，允许地方甚至民间大量铸钱，导致钱币质量参差不齐，背星等特殊标记正是这种混乱的体现；
- 见证工艺传承：星纹作为传统铸钱工艺的延续（自唐开元通宝已有背星，宋、明沿用），体现了古代货币文化的延续性；
- 补充版别研究：此类特殊标记为钱币学研究中区分炉别、考证铸地提供了实物线索，有助于还原明代货币流通的细节。

总结
“天启通宝背下方星”是明代天启年间铸造的一种特殊版别钱币，其背星纹可能是铸钱局的工艺标记或地方铸币的身份标识。它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天启通宝的版别体系，更折射出晚明政治腐败、经济困顿下的货币铸造乱象，是研究明代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