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一年中国银行伍拾圆大东书局版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国银行发行的伍拾圆券（大东书局版）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纸币之一。它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反映了战时经济、政治格局及货币发行的特殊背景。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背景：抗战时期的金融困局与货币需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日根据地。由于战争破坏和物资短缺，大后方的经济面临严重通胀压力，原有货币体系难以支撑战时财政与民生需求。

- 法币政策的延续：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统一发行法币（法定货币），由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共同发行。抗战期间，法币成为大后方主要流通货币，但为应对军费激增和物资采购，四行不断增发纸币，导致法币购买力持续下降。
- 高面额纸币的出现：1940年后，通胀加剧，10元、20元法币已无法满足交易需求。1941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发行50元、100元等高面额纸币，1942年的50元法币正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二、中国银行与纸币发行角色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自1912年成立以来长期承担国家银行的职能（虽1928年后定位调整为“国际汇兑银行”，但仍参与法币发行）。抗战期间，中国银行随政府内迁，在重庆设立总行，继续负责货币发行、外汇管理及战时金融调控，是维持大后方金融稳定的核心机构之一。

此次50元券由中国银行发行，体现了其在战时货币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三、“大东书局版”的技术特征与印刷背景
“大东书局版”指该纸币的印制由大东书局完成。大东书局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出版与印刷企业（1916年创立于上海，后迁重庆），以印刷教科书、地图及纸币闻名。抗战期间，上海等沿海印钞厂被日军控制，大后方的印钞任务多由本土或内迁的印刷企业承担（如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大东书局、京华印书馆等）。

纸币设计细节（据史料与实物考证）：
- 正面图案：通常包含孙中山像（民国纸币常见主题）、中国银行行徽（“中”字圆形标志）、“中华民国三十一年”纪年及“伍拾圆”面额。
- 背面图案：多为重庆街景、工厂或传统纹饰（象征战时建设与民族精神），并印有“凭票即付国币伍拾圆”字样，强调法币的法偿性。
- 防伪特征：采用凹版印刷、水印（可能为“中”字或几何纹）、暗记（如特定文字或数字）等技术，但因战时条件限制，防伪水平较战前有所下降。

四、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1. 战时经济的见证
该纸币是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胀加剧的直接产物。1942年前后，法币发行量因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70%以上）和物资掠夺（日军封锁导致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急剧膨胀，50元券的发行反映了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此前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约14亿元，至1942年已增至341亿元，5年间膨胀24倍。

2. 民族工业的韧性体现
大东书局作为民营企业在战时承接印钞任务，反映了大后方工业内迁后形成的“战时生产体系”。尽管设备简陋、材料短缺（如纸张多依赖进口或手工制造），但此类企业为维持货币供应、稳定金融秩序作出了贡献。

3. 局限性与负面效应
高面额纸币的发行虽暂时缓解了交易不便，却进一步刺激了通胀。1942年后，法币贬值加速，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法币发行总量已达5569亿元，较1937年增长近400倍。50元券很快被更高面额（如500元、1000元）取代，最终随着1948年“金圆券改革”退出历史舞台。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银行发行的50元法币实物，“大东书局版”是研究战时金融史、印刷史的重要物证。其存世量因战乱损耗较大，品相完好的纸币在收藏市场中具有较高价值，尤其对研究大后方经济、货币制度演变及民族企业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总结：民国三十一年中国银行伍拾圆大东书局版纸币，是抗战时期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既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的金融抗争，也折射出战时通胀的无奈。它不仅是货币史的片段，更是大后方社会经济与民族工业韧性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