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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纸币民国十二年河南省银行伍圆(北京)实物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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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纸币民国十二年河南省银行伍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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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年(1923年)河南省银行发行的伍圆纸币(北京版),是民国初期地方金融动荡与货币体系混乱背景下的产物。其历史可从发行机构、时代背景、货币特征、流通局限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发行机构:河南省银行的短暂与动荡
河南省银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官办省行”,而是民国初年河南地方为解决财政危机临时组建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存在时间极短且多次改组:
- 前身:1915年,河南都督张镇芳为整理地方财政,将清末的“河南豫泉官钱局”改组为“河南官银号”,发行银两票、制钱票;
- 更名与扩张:1919年,河南官银号更名为“河南省银行”,获北洋政府批准发行兑换券(纸币),试图统一地方货币;
- 危机与停兑:1922年,因河南军阀混战(如直皖战争后吴佩孚控制河南)、财政亏空严重,河南省银行滥发纸币弥补军费,导致信用崩溃,1923年被迫宣布“停兑”(即纸币无法兑换银元或现银);
- 结局:1927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后,将其改组为“河南农工银行”,原河南省银行的纸币被逐步回收销毁。

二、时代背景:民国初期的货币乱局与地方财政困境
1923年处于北洋政府统治后期(1912-1928),也是中国货币体系从“银本位”向近代化转型的混乱期:
1. 中央权威衰落,地方自铸货币成风:北洋政府虽曾尝试统一货币(如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大头”银元),但地方军阀割据导致中央财政失控,各省纷纷设立官银号、银行滥发纸币,以解决军费和财政赤字——河南省银行的伍圆券正是这一背景的直接产物。
2. 河南的特殊困境:河南是军阀争夺的要地(吴佩孚的“直系”、段祺瑞的“皖系”均曾控制河南),连年战乱导致农业凋敝、税收锐减,地方政府只能靠印钞维持运转。据史料记载,1922-1923年河南省银行的纸币发行额较1919年增长数倍,恶性通胀已不可避免。
3. “北京”版的特殊性:纸币标注“北京”,可能与当时北京的政治象征意义有关——北洋政府的首都仍在北京,地方银行发行纸币时标注“北京”,或为借助中央名义增强信用(尽管实际毫无保障);也可能是该版纸币的印制地点在北京(部分地方银行会委托京城的印刷厂制钞)。

三、货币特征:设计与防伪的时代印记
民国十二年河南省银行伍圆券(北京版)的设计具有典型的北洋时期地方纸币风格:
- 正面图案:多采用传统吉祥纹样(如龙纹、云纹)或近代建筑图案,部分版本印有“河南省银行”“伍圆”“凭票即付国币伍圆”等字样,并加盖“北京”地名戳记;
- 防伪措施:因技术有限,主要采用手工雕刻钢版印刷、加盖多色印章(如银行经理章、骑缝章)、使用特殊纸张(如带水印或纤维丝的土纸),但仍难以抵御伪造——这也是地方纸币信用低下的原因之一;
- 版别差异:因停兑前后发行,可能存在“兑现版”与“不兑现版”之分,后者通常加盖“停兑”“作废”等戳记,收藏价值差异较大。

四、流通局限:信用破产与历史归宿
由于滥发无度,河南省银行的伍圆券很快沦为“废纸”:
- 贬值与拒收:1923年停兑后,该纸币在河南本地已无人愿意接受,仅能在偏远地区勉强流通,面值急剧缩水(据记载,1924年河南某县“一担小麦可换数千元河南省银行纸币”);
- 回收与销毁:1927年河南农工银行成立后,开始强制回收旧券,规定以一定比例兑换新钞或直接销毁,目前存世的“民国十二年河南省银行伍圆(北京)”多为未回收的漏网之鱼,成为研究地方金融史的重要实物。

五、历史意义:见证地方金融近代化的失败与教训
这张纸币虽小,却浓缩了民国初期地方金融的两大核心问题:
1. 地方财政对纸币的依赖陷阱:军阀政权将银行视为“提款机”,而非独立的金融机构,最终导致货币信用崩塌,民生涂炭——这是近代中国地方治理失败的缩影;
2. 货币统一的必要性:地方滥发纸币的乱象,反证了中央政府统一货币的迫切性(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才初步结束这种混乱)。

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河南地方金融史的重要物证,“民国十二年河南省银行伍圆(北京)”是研究北洋时期河南经济、军事与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品相完好的该版纸币在收藏市场上较为罕见,尤其是带有“北京”戳记的早期版本,更是藏家关注的焦点。

综上,这张纸币不仅是货币,更是一段地方财政崩溃、民生艰难的历史缩影,见证了民国初期中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复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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