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一年奉天公济平市钱号铜元伍拾枚

民国十一年（1922年）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发行的“铜元伍拾枚”，是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货币体系混乱背景下的产物。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性质、钱币特征、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分析：

一、发行背景：奉天金融体系的动荡与地方化
民国初年，中国货币制度处于新旧交替的混乱期。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推行“袁大头”银元为主币、铜元为辅币的统一货币体系，但东北因特殊地理位置（毗邻俄、日势力范围）和张作霖崛起后的地方割据，并未完全遵循中央规定。

1922年是奉系军阀发展的关键节点：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5月）后，张作霖虽战败退回关外，但实际控制了东三省，开始强化地方经济与金融自主权。此时奉天（今沈阳）作为东北政治经济中心，面临两大货币问题：
1. 中央货币渗透不足：袁大头银元在东北流通有限，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的纸币（如“金票”）大量涌入，挤压本土货币空间；
2. 本地辅币短缺：传统制钱退出后，铜元需求激增，但中央造币厂未向东北足量投放铜元，导致市面找零困难，私铸泛滥。

在此背景下，奉天地方政府授权民间金融机构发行地方性铜元，以缓解货币短缺，“公济平市钱号”即为此类机构之一。

二、发行机构：公济平市钱号的职能与性质
“公济平市钱号”并非普通商号，而是奉天地方政府主导设立的地方金融辅助机构，类似“平市官局”（清代官方平抑物价的机构）。其名称中“公济”体现官方背景（“公”指公共、官方，“济”指救济、调剂），“平市”意为稳定市场物价与货币流通，“钱号”则负责货币发行与兑换。

这类机构的设立与张作霖的金融政策直接相关：为对抗日本金融侵略、统一东北币制，张作霖自1920年代起逐步收回地方货币发行权，将此前分散的钱庄、银号整合为由官方控制的“钱号”“官银号”体系。公济平市钱号的职责包括：
- 发行地方性铜元（如“伍拾枚”），补充中央货币的不足；
- 平抑铜元与银元的兑换比率，防止私商操纵物价；
- 回收劣币、私铸币，维护市场秩序。

三、钱币特征：“铜元伍拾枚”的形制与含义
“铜元伍拾枚”属于当制钱五十文的铜元（清代至民国初期，铜元常以“枚”代指“文”，一枚铜元约合一文制钱，但实际价值因含铜量与成色浮动）。其具体特征需结合实物考证，但根据同时期奉天铜元共性可推测：
- 材质：红铜或黄铜（民国铜元多为红铜，含铜量约95%）；
- 形制：圆形方孔（部分仿清代制钱）或无孔圆钱（多数民国铜元为无孔）；
- 图案：正面可能标注“奉天省造”“公济平市钱号”“中华民国十一年”等字样，背面或为龙纹、嘉禾纹（象征农业与财富）；
- 面值标识：明确标注“伍拾枚”或“当五十”，强调其兑换五十文制钱的功能。

四、历史意义：东北地方货币自主性的缩影
这枚铜元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反映北洋时期货币分裂格局：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军阀通过发行货币强化割据，奉天铜元是东北“独立货币体系”的物证；
2. 见证奉系金融近代化尝试：公济平市钱号的设立，是张作霖从“依赖外国银行”到“自主调控金融”的过渡，为后来成立“东三省官银号”（1924年）奠定基础；
3. 记录民生经济的微观细节：作为小额辅币，它直接服务于市井交易（如买菜、雇工），是研究1920年代东北底层民众经济生活的实物资料。

五、存世与收藏现状
由于民国时期东北战乱频繁（如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禁用旧币）、后期货币统一回收，此类地方性铜元存世量较少。目前所见“民国十一年奉天公济平市钱号铜元伍拾枚”多为收藏界珍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它是理解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货币博弈”“东北地域经济自主性”的关键物证。

总结：这枚铜元是1922年奉天地方政府应对金融混乱的产物，既体现了北洋时期货币体系的分裂性，也折射出奉系军阀在金融领域的自主探索，是研究近代中国区域货币史与东北地方经济的重要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