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五年勃利县地方自治委员会金融救济券百圆

民国三十五年勃利县地方自治委员会金融救济券百圆相关历史解析

一、发行背景：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地方经济困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进入战后重建阶段。东北地区（原伪满洲国统治区）因长期受殖民掠夺，经济基础崩溃：伪满币大幅贬值，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同时，国共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政权对东北的控制尚未稳固，地方行政体系混乱，基层财政与金融体系陷入瘫痪。

勃利县位于今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当时属合江省（1945-1949年设置的东北解放区省份，后并入松江省），地处东北边陲，抗战结束后一度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伪政权瓦解，共产党政权与地方武装、国民党接收势力尚未完全建立有效统治，地方秩序亟待恢复。

二、发行主体：“勃利县地方自治委员会”的性质
“地方自治委员会”是抗战胜利初期东北各地常见的临时性地方治理机构，多由地方士绅、旧官僚、伪政权残余人员或早期抗日武装联合组成，旨在填补官方行政缺位、维持地方基本运转。勃利县的这一机构，本质上是战后过渡性的地方自治组织，既非国民党正规政府序列，也非后来稳定的共产党基层政权，其职能以“维稳”“救济”为主，缺乏统一的财政与货币发行权。

这类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东北基层“多元力量博弈”的复杂局面：国民党试图通过接收伪政权建立统治，但兵力未及之处，地方自治机构成为临时替代品；而共产党则在逐步推进根据地建设，对这类非正规机构采取“改造利用”或“取缔”策略。

三、货币性质：“金融救济券”的功能与局限
“金融救济券”并非法定货币，而是地方性应急救济凭证，核心功能是缓解战后勃利县基层的经济危机：
1. 应对物资短缺：抗战后勃利县粮食、布匹等基本物资匮乏，救济券可用于向民众平价配售生活必需品，避免物价飞涨引发社会动荡；
2. 稳定基层信用：伪满币信誉破产，法币（国民党统治区货币）尚未深入东北农村，救济券作为“准货币”，试图在地方层面重建简单交易媒介；
3. 财政自救：地方自治委员会无正规财政收入，通过发行救济券向商户、富户“筹款”（实则摊派），用于维持治安、救济灾民等开支。

但其局限性显著：缺乏准备金支撑（无黄金、物资储备），发行量失控易引发二次通胀；仅在勃利县局部流通，且依赖地方武力或权威强制推行，信用脆弱。

四、历史定位：过渡性货币的缩影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是东北局势剧变之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勃利县一度被国民党控制；下半年，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反攻，逐步收复失地并建立巩固根据地。在此背景下，勃利县地方自治委员会的“金融救济券”仅短暂流通，随着共产党在勃利县建立正式基层政权（如合江省政府下辖的勃利县人民政府），此类非正规货币被逐步取缔，最终被东北解放区发行的“东北银行券”取代。

这张百圆救济券，既是抗战胜利后东北地方“无序过渡期”的历史见证，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基层政权更迭中“货币主权”的争夺——从伪满币到地方救济券，再到解放区货币，本质是不同政治力量对基层经济控制权的博弈。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罕见的民国地方自治机构货币实物，该券是研究“战后东北地方治理”“过渡性货币形态”的重要物证。其设计通常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正面可能印有“地方自治委员会”“金融救济券”“百圆”及发行日期，背面或有使用规则（如“限于本县境内购粮使用”“不得伪造”等）；材质多为土纸或劣质道林纸，印刷粗糙，反映了当时物资匮乏的状况。

目前，此类券存世极少，主要藏于博物馆或民间钱币收藏家手中，是研究民国末期东北地方史的“活化石”。

总结：勃利县地方自治委员会金融救济券百圆，是1946年东北战后过渡时期，地方自治机构为应对经济危机发行的应急救济凭证，见证了抗战胜利后东北基层政权的混乱与重构，以及国共内战背景下地方经济的艰难复苏。它的短暂存在，恰是近代中国“乱世货币”的典型缩影——无主权背书、服务于临时需求，最终随时代浪潮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