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年交通银行壹百圆美国钞票公司(重庆)

民国三年（1914年）交通银行发行的壹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印制，重庆地名），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与货币史中的重要实物，其背后关联着交通银行的早期发展、民国初年的币制改革、地方金融需求以及中美印钞技术的合作。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发行主体：交通银行的特殊地位
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最初为清政府邮传部奏准设立，旨在“振兴轮、路、电、邮四政”，兼具官方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的双重属性。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被北洋政府接管，1912年重新改组，成为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体系的重要成员（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并立）。其职能不仅限于普通存贷，更深度参与国家财政收支、铁路建设融资及货币发行，是民国初年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之一。

二、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币制混乱与改革
民国建立初期（1912-1927年），中国货币体系极度混乱：银两、银元、铜元并行，各地军阀滥发纸币，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也发行“商票”（如汇丰、花旗等），导致币值不稳、金融秩序崩溃。为整顿币制，北洋政府于1914年推行《国币条例》，确立以“袁世凯像银元”（俗称“袁大头”）为国币，同时规范纸币发行，要求国家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需与银元挂钩，保证随时兑现。

在此背景下，交通银行作为“特许发钞行”，需扩大纸币发行以满足市场流通需求。1914年（民国三年）正是其响应政府币制改革、强化纸币信用的重要阶段，此枚壹百圆券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三、印制信息：美国钞票公司的技术输入
该券由“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简称ABNC）印制。ABNC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全球最知名的印钞企业之一，总部位于纽约，曾为数十个国家设计印制纸币，技术精湛且防伪先进（如水印、凹版印刷、彩色纤维等）。

中国近代银行纸币大量委托外国公司印制，主要因本土印钞技术薄弱。清末至民初，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重要银行的纸币常由ABNC、英国德纳罗（De La Rue）、日本大藏省印刷局等国际厂商承印。选择美国公司，可能与当时中美贸易增长、美国印钞技术声誉有关，也可能受北洋政府中亲美势力影响。

需注意的是，“重庆”为地名，表明此券的发行区域限定于西南地区（重庆时为四川重要商埠，后成抗战陪都）。交通银行在全国设分行，纸币常标注地名以区分流通范围，避免跨区域套利。

四、券面特征与设计内涵
尽管具体券面图案需参考实物，但结合同期交通银行纸币风格可推测：
- 正面：可能包含交通银行行徽（早期为火车头、“交”“通”篆字组合）、袁世凯像（呼应《国币条例》）或传统吉祥图案；
- 背面：多为英文说明（因ABNC印制，常印有“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字样）、面值“100 YUAN”及发行条款（如“凭票即付国币壹百元”）；
- 防伪：采用水印（可能为交通银行标志或人物头像）、凹版印刷（手触有凹凸感）、多色套印等技术，体现ABNC的高超工艺。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 金融史实证：此券是民国初年交通银行履行“国家银行”职能的直接见证，反映了北洋政府整顿币制的努力，以及当时“银本位”下纸币与银元挂钩的货币制度。
2. 中外金融互动：委托美国公司印钞，体现了近代中国金融对国际技术的依赖，也折射出西方资本与技术对中国货币体系的渗透。
3. 地域经济缩影：标注“重庆”说明其在西南地区的流通功能，侧面反映民国初年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商业中心的地位（后因抗战成为战时首都，金融地位进一步提升）。
4. 稀缺性与收藏：此类早期高面值纸币（壹百圆在民国初年属大额）因发行量有限、战乱损耗（如抗战时期纸币多被回收或销毁），存世极少，是研究中国纸币史的重要实物，也是钱币收藏领域的珍品。

总结
民国三年交通银行壹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重庆）不仅是一张纸币，更是多重历史的载体：它见证了交通银行从“官办实业银行”向“国家发钞行”的转型，映射了民国初年币制改革的艰难探索，记录了中美金融技术合作的片段，也折射出西南地区在近代经济网络中的角色。其背后的历史细节，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