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三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壹角(太原)

民国二十三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壹角（太原）的历史背景与相关信息

一、发行主体：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的成立与职能
“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是民国时期山西、绥远地区（今山西、内蒙古部分地区）重要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其设立与当时晋绥地区的铁路建设及金融需求直接相关。

- 成立背景：20世纪30年代，山西军阀阎锡山主政期间（1911—1949年），为整合地方资源、推动区域经济自主发展，提出“造产救国”口号，重点发展实业（尤其是交通）。晋绥地区（山西简称“晋”，绥远简称“绥”）的铁路建设（如正太铁路支线、同蒲铁路等）需大量资金支持，因此需专门机构管理铁路相关资金并调控地方金融。
- 成立时间：银号正式成立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名称中的“晋绥”明确其服务范围为山西与绥远两省，“地方铁路”点明其核心职能——管理铁路建设资金、运营铁路收益，并通过金融业务辅助地方经济。
- 职能定位：除管理铁路专项基金外，银号还承担发行地方货币、调剂区域金融、支持实业投资等任务，是阎锡山“地方自治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期类似的还有“山西省银行”“绥远平市官钱局”等）。

二、币制背景：民国二十三年的货币环境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正处于货币体系剧烈变动期，这一背景深刻影响了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的货币发行。

- 全国币制混乱与地方货币需求：南京国民政府虽于1933年推行“废两改元”（废除银两，统一使用银元），但全国尚未实现货币统一。各地军阀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仍大量发行区域性纸币或辅币（如银角券、铜元券）。山西因阎锡山的“独立经济政策”，长期保持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需通过地方银号发行货币满足本地流通需求。
- 白银问题与法币改革的铺垫：1934年美国通过《购银法案》，国际银价暴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通货紧缩与经济危机。国民政府为应对危机，于1935年（即民国二十四年）推行“法币改革”，禁止银元流通，统一发行法币（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的纸币）。因此，晋绥地方铁路银号1934年发行的壹角银角券，实际处于“废两改元”后、法币改革前的过渡阶段，属于地方应对货币短缺的应急产物。

三、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壹角券的特征与流通
该银角券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发行，面额壹角，发行地为太原（山西首府），属地方性辅币。

- 设计特征：目前可见的实物券通常正面印有“晋绥地方铁路银号”行名、“凭票即付国币壹角”“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字样，背面可能有铁路相关图案（如铁轨、火车）或防伪标识（如编号、印章），颜色多为蓝、棕或绿色，尺寸较小（符合辅币规格）。部分券上加盖“太原”地名戳记，强调流通范围。
- 材质与信用基础：作为银角券，理论上可兑换银角（银辅币），但实际流通中主要依赖银号的信用支撑。阎锡山政权通过控制山西的煤炭、盐税等资源，为银号货币提供隐性担保，因此该券在晋绥地区（尤其是铁路沿线城镇）被广泛接受。
- 流通范围：主要限于山西全省及绥远部分地区（今内蒙古中部），与普通“山西省银行”发行的货币并行流通，但因专用于铁路相关经济活动（如铁路职工薪资、沿线贸易结算），在铁路系统及关联产业中使用更频繁。

四、历史意义与结局
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壹角券的发行与消亡，折射了民国时期地方金融与中央集权的博弈，以及特定区域经济生态的变迁。

- 地方金融自主性的体现：该券是阎锡山“保境安民”政策下，地方政权通过金融手段强化经济控制的典型案例。银号以铁路建设为名义发行货币，既解决了铁路资金管理的需要，又扩大了地方金融的影响力，反映了民国时期“割据经济”的特征。
- 法币改革后的退出：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后，要求各地方银行停止发行货币并兑换法币。晋绥地方铁路银号作为地方机构，其发行的银角券逐渐被法币取代，未兑换的旧券多被回收销毁，留存至今者较少，成为研究民国地方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 历史价值：该币不仅是晋绥地区铁路建设与金融发展的见证，也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多元货币向统一法币过渡的复杂历程，对研究阎锡山区域经济政策、民国辅币体系演变具有独特价值。

总结：民国二十三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壹角券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是晋绥地区铁路建设与地方金融自主的产物，也是民国货币体系混乱与中央集权博弈的缩影。其设计与流通反映了阎锡山政权的经济策略，而最终随法币改革退出历史舞台，则标志着地方货币主导权向中央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