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五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伍圆(山西)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发行的伍圆纸币（山西），是民国时期地方金融与交通建设交织背景下的产物，其历史需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交通及货币体系综合分析：

一、发行背景：晋绥分治与地方铁路建设的财政需求
1. 晋绥分治的政治格局
民国初年，山西与绥远（今内蒙古中西部）曾长期同属阎锡山控制的“晋绥地区”（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省）。但1930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下野，南京国民政府逐步加强对华北的控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复出，重新主政山西，而绥远则逐渐纳入中央直接管辖（1935年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不过，“晋绥”作为地理与文化概念仍被沿用，尤其在涉及跨区域的交通、金融事务中。

2. 地方铁路建设的兴起
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推行“造产救国”，将铁路建设视为发展实业的核心。1920年代起，山西开始修建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纵贯山西南北）、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连接河北与山西）等地方铁路。为筹集筑路资金，山西省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金融机构——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简称“铁路银号”），负责铁路建设的融资、资金管理及专用货币的发行。

3. 1935年的货币危机与地方币发行权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禁止白银流通，并试图统一全国货币。但地方军阀为维护自身财政独立，仍通过地方银行发行“辅币券”或“专用券”（如铁路、实业相关）。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的伍圆券，正是这一背景下发行的铁路建设专用货币，用于支付筑路工程款、采购物资及沿线经济活动，避免直接使用法币导致资金外流。

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的性质与职能
- 机构性质：铁路银号并非普通商业银行，而是官办金融机构，直属山西省政府，董事长为阎锡山亲信（如初期由山西省财政厅长王平兼任），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铁路收益抵押及民间募资。
- 核心职能：
1. 发行铁路专用券（仅限铁路系统及相关区域流通）；
2. 管理铁路建设资金，监督工程款项使用；
3. 办理铁路沿线的汇兑、储蓄业务，便利筑路与运输；
4. 配合阎锡山的“实物本位”经济政策（如以煤炭、棉花等实物为支撑稳定币值）。

三、民国二十五年伍圆券的设计与特征
- 版式信息：该券正面通常印有“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凭票付国币伍圆”字样，标注“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印”；图案多为铁路元素（如火车、铁轨、桥梁）或山西名胜（如五台山、晋祠），背面可能有英文说明或防伪暗记。
- 材质与印刷：采用道林纸或棉麻纸，部分券别加盖“铁路银号”钢印或总经理签章，防伪措施包括水印、细纹图案等（因年代久远，存世品多有明显流通痕迹）。
- 流通范围：主要在山西境内铁路沿线（如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及绥远部分地区流通，实际信用依赖于铁路银号的兑付能力（即政府能否用铁路收益或财政收入兑换法币）。

四、历史命运：抗战爆发与银号的终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华北迅速沦陷。同年11月，太原失守，晋绥地方铁路银号随山西省政府西迁（先至临汾，后至陕西秋林），但其发行的伍圆券因战事混乱，在沦陷区被日军强制收兑，在未沦陷区也因物资匮乏、政府财政崩溃而迅速贬值。1941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正式停业，未兑换的券别最终沦为“废票”。

战后，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清理地方银行旧券，但因晋绥地区历经战乱，大部分伍圆券已损毁或散落民间，成为研究民国地方金融与铁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 金融史视角：该券反映了1930年代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在货币主权上的博弈，以及“法币政策”下地方经济的适应性生存策略；
- 交通史视角：它是山西近代铁路建设的直接见证，体现了阎锡山“实业救国”理念的实践（尽管受战争影响未能完全实现）；
- 收藏价值：作为民国地方银行券中的“小众品种”，存世量较少，且带有鲜明的时代与地方特色，是研究民国山西金融、交通史的重要物证，目前市场价值根据品相可达数百至数千元人民币。

总结
民国二十五年晋绥地方铁路银号伍圆券，不仅是张普通的纸币，更是1930年代山西地方主义、铁路现代化尝试与战时经济混乱的交织缩影。它承载着阎锡山“造产救国”的理想，也见证了民族危机下地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理解民国区域史与金融史的关键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