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利津县第一区救济券伍角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利津县第一区救济券伍角”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其历史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抗日斗争紧密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相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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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抗战时期的山东敌后战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华北地区，山东于1937年底至1938年初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正规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如罗荣桓部）深入山东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前后，山东已形成以鲁中、胶东、清河（含利津）、冀鲁边等为中心的多个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

利津县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入海口西岸，属渤海湾畔的战略要地，当时属于清河抗日根据地（后发展为渤海抗日根据地）辖区。日军为控制这一区域，实行“扫荡”“蚕食”政策，同时扶持伪政权（如伪“山东省公署”），导致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封锁和物资匮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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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救济券”的性质与发行目的
“救济券”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为解决民生困难、稳定社会秩序而发行的特殊地方货币。其核心目的是：
1. 应对经济封锁：日军通过控制交通线、掠夺物资（如粮食、棉布），导致根据地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民间交易因缺乏统一货币陷入混乱，“救济券”作为补充性流通工具，用于调剂本地物资（如粮食、药品），缓解民生危机。
2. 打击伪币与法币投机：当时市场上充斥着日伪发行的“联银券”（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国民政府的法币，以及私商滥发的土杂钞，导致币值混乱、通货膨胀。“救济券”以实物（如粮食、棉花）或根据地税收为保证，信用依托于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威，旨在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保护群众经济利益。
3. 支持基层政权运作：利津县第一区作为基层行政单位，直接面对群众需求。发行“救济券”可用于支付公务人员津贴、收购军需物资（如军粮），或通过“以券换物”方式平抑物价，增强群众对根据地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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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津县与清河根据地的经济实践
清河根据地（1939年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在山东较早建立的根据地之一，以“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为经济方针。针对日军封锁，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
- 大生产运动：组织群众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解决粮食和布料短缺问题；
- 贸易统制：设立“公营商店”，垄断盐、棉等战略物资贸易，用根据地货币结算，打破日伪经济控制；
- 货币斗争：除发行“救济券”外，还曾尝试发行“北海银行券”（山东根据地主要货币），但基层因物资调配需要，仍保留一定灵活性，允许区乡级政权发行小面额“救济券”作为补充。

利津县第一区的“救济券”正是这一背景下，由区抗日民主政府（或群众团体）主导发行的地方性应急货币，通常印有“救济”“伍角”等字样，可能加盖区署印章以增强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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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救济券”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1. 非官方性但具政权背书：与北海银行券等根据地主力货币不同，“救济券”多由区乡级政权或群众合作社发行，未纳入统一的货币体系，但因依托抗日民主政权的公信力，仍被群众接受。
2. 短期性与区域性：此类货币通常随物资供应改善或局势变化而停用（如1945年后山东解放区统一使用北海银行券），流通范围限于本区，存世量极少，是研究基层抗战经济的重要实物。
3. 见证群众路线的实践：发行“救济券”的过程体现了根据地“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方针——通过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如买粮难、看病难），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基层政权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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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存与研究价值
目前，民国二十九年利津县第一区救济券伍角已属罕见文物，多见于博物馆（如山东革命军事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博物馆）或民间收藏。其价值不仅在于货币本身，更在于它记录了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经济建设”的智慧，以及基层政权在极端困难下保障民生的努力，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金融实践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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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这张“救济券”是抗战时期山东清河根据地基层政权应对经济封锁、服务群众的缩影，见证了敌后抗日力量在极端困境中通过灵活经济手段坚持斗争的历史，具有独特的历史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