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民国八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京兆)

“民国八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京兆）”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具有鲜明时代和地方特色的铜元类辅币，其背后关联着民国初年中央与地方金融博弈、平抑市价、稳定经济的复杂历史。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职能、地域属性、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核心概念拆解：“民国八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京兆”
1. 时间：民国八年（1919年）
此时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中期（1912-1928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央权威衰落，但中央财政仍试图通过统一金融机构调控经济。1919年正值一战结束后，国际银价波动剧烈，国内金融市场混乱，铜元贬值、私铸泛滥问题突出，平抑币值是当务之急。

2. 发行机构：财政部平市官钱局
“平市”即“平衡市价”，该机构是北洋政府为应对清末民初货币混乱（如铜元减重、私铸成灾、银钱比价失衡）而设立的官方金融机构，直属财政部，核心职能是发行铜元、银角等辅币，收兑劣币，稳定市场物价与货币流通秩序。
需注意：平市官钱局并非全国统一机构，而是中央授权在地方设立的“分支机构”（因财政分权，地方常需自设机构解决本地货币问题），此处“京兆”即限定了其地域管辖范围。

3. 面额与性质：“拾枚”
“拾枚”即10文，属于铜元辅币（主币为银元）。清末民初铜元取代制钱成为小额交易主流，“枚”是民间对铜元的俗称（1文=1枚制钱，10文铜元即“当十铜元”，“拾枚”是其口语化表述）。

4. 地域标识：“京兆”
“京兆”是民国初年的行政区划名称，源于汉代“京兆尹”，1914年北洋政府设京兆地方（相当于今北京及周边部分区域，含大兴、宛平、通县等20余县），治所北京，直隶于中央。“京兆”版钱币明确限定了流通范围为京兆地区，是中央针对特定区域的货币投放。

二、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货币危机与中央的应对
1. 清末民初的货币混乱
清末铜元兴起后，各地督抚为筹款滥发“当十”“当二十”甚至“当五十”铜元，且偷工减料（如铜铅比例失调、重量不足），导致铜元大幅贬值；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发行货币，私铸盛行，京兆地区作为首都周边，受冲击尤甚——市面充斥劣质铜元，物价飞涨，百姓交易受阻。

2. 北洋政府的“统一币制”尝试
北洋政府虽名义上统一全国，但财政依赖地方，难以强制推行统一货币。1915年，财政部颁布《平市官钱局章程》，要求各省设立平市官钱局，发行标准辅币以替代劣币。京兆作为中央直辖区域，率先试点，旨在通过官方信用货币稳定首都经济秩序，同时向地方示范“统一币制”的路径。

3. 1919年的特殊形势
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重返中国市场，国际银价暴跌（1919年银价较1914年下跌约30%），国内白银外流加剧，铜元与银元的兑换比例剧烈波动（如原本1银元换1200文铜元，一度跌至1600文）。京兆地区作为商业中心，货币投机活跃，财政部需通过平市官钱局投放足额、足值的“拾枚”铜元，挤压劣币生存空间，稳定民生交易。

三、“京兆版”的历史特殊性：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纽带
1. 中央权威的象征
京兆直属中央，“京兆版”平市官钱局铜元的发行，本质是北洋政府以首都为核心，强化中央对关键区域经济控制力的体现——通过统一发行标准辅币，削弱地方军阀或商会对货币的操控权，维护中央金融信用。

2. 地方需求的妥协
尽管是中央机构，平市官钱局在京兆的运作仍需适应当地实际：例如，京兆地区民间习惯使用“枚”计价，故面额标注“拾枚”而非“当十”；为快速推广，铜元设计常融入传统元素（如嘉禾、龙纹，或“京兆”字样），增强民众接受度。这种“中央框架+地方适配”的模式，反映了北洋政府“强干弱枝”却不得不依赖地方执行的现实。

3. 短暂性与局限性
平市官钱局的寿命不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推行“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地方平市官钱局被取缔或合并。京兆版“拾枚”铜元仅流通于1919年前后的京兆地区，存世量较少，是研究北洋政府地方金融的重要实物史料。

四、历史意义：见证近代中国货币转型的缩影
1. 货币制度转型的样本
从“制钱（文）”到“铜元（枚/文）”，再到后来的纸币，“拾枚”铜元记录了近代中国小额货币单位从传统“制钱体系”向现代“铜元体系”的转变，而平市官钱局的发行机制则体现了官方对货币信用的主动构建（区别于古代官府直接铸币的无信用约束）。

2.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镜像
京兆版钱币既体现中央试图统一货币的意图，也暴露了北洋政府“政令不出京师”的困境——地方平市官钱局常因财政短缺超发货币，反而加剧通胀，最终沦为地方敛财工具。这一矛盾贯穿整个北洋时期，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才有所缓解。

3. 社会经济的微观写照
作为日常交易媒介，“拾枚”铜元直接关联京兆地区百姓的生活：它见证了1919年前后北京的物价水平（如1斤面粉约需200-300枚铜元）、小商贩的交易习惯，以及普通民众对“官方货币”的信任与依赖（或怀疑）。

总结
“民国八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京兆）”不仅是一枚普通的铜元，更是北洋政府应对货币危机、尝试中央集权的金融实践载体，也是京兆地区作为首都经济圈的历史见证。它承载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货币转型记忆，也折射出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至今仍是钱币收藏界和历史学界研究北洋金融史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