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三年乡宁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拾圆

“民国二十三年乡宁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拾圆”纸币，是中国近代地方金融机构在特定历史时期发行的货币凭证，其背后关联着民国时期的基层经济、农村合作运动及区域金融生态。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性质、历史意义与现状三方面展开解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乡村合作运动与地方经济的困境
1. 时代大背景：民国乡村危机与“合作救国”思潮
民国初年，中国农村经济因战乱（如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洋货倾销、农产品低价外流）及地主剥削陷入崩溃，农民普遍贫困，农村金融枯竭（高利贷盛行、正规银行极少覆盖乡村）。为挽救乡村经济，20世纪20年代起，“乡村合作运动”成为主流思潮——知识分子（如华洋义赈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与国民政府均试图通过“合作社”整合农民资源，实现生产互助、资金融通。

1934年（即“民国二十三年”），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同时，加速推进农村合作化：设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国农民银行，鼓励各地成立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但当时全国金融体系仍由官僚资本主导（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基层尤其是偏远县乡，往往依赖地方性合作金融机构自救。

2. 乡宁县的地域与经济需求
乡宁县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西部，地处吕梁山南端，民国时期属山西省管辖。山西虽因阎锡山“保境安民”政策相对稳定，但农村仍面临土地兼并、资金短缺问题。民国二十年代初，山西也响应全国潮流推动“村政改革”与“合作事业”，要求各县成立“经济合作社”以服务本地农户。

“乡宁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县级合作金融联合组织：它并非单一合作社，而是由乡宁县内多个基层经济合作社（如信用社、供销社）联合组成的统筹机构，核心功能是集中成员社的资金，向农户发放低息贷款、调剂物资，或发行内部流通券解决本地小额交易需求——这便是“拾圆”纸币的由来。

二、“乡宁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拾圆”的核心属性
1. 非官方法定货币，属“地方合作金融票证”
需明确：这张纸币不是国民政府统一发行的法币（法币1935年才正式推行，且由中央银行等垄断发行），而是地方合作金融机构自主印制的“内部流通券”或“兑换券”。其本质是合作社成员间的“信用凭证”——承诺持券人可在联合社或其成员社兑换法币/物资，仅限本地合作社体系内流通，不具备全国性法定货币地位。

2. 票面设计与隐含信息
这类地方合作纸币通常设计朴素，票面一般会标注：
- 发行机构：“乡宁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明确主体）；
- 面额：“拾圆”（民国二十三年时，法币尚未统一，各地货币单位混乱，此“拾圆”对应本地合作社体系内的价值，可能远低于同期法币或银元购买力）；
- 年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 可能的辅助文字：如“凭券兑付”“只限本社内使用”“发展农村经济”等口号（体现合作运动的意识形态）。

三、历史意义与现状
1. 微观视角：见证民国基层合作运动的实践
这张纸币是研究民国乡村合作金融“自下而上”探索的实物证据：它反映了在官方金融无法覆盖的县乡，基层民众如何通过“联合社”模式尝试自救——尽管这类机构规模小、资金有限，且易受战乱/政策变动冲击（如抗战爆发后，山西沦陷，此类合作社多瓦解），但它体现了近代乡村社会对“金融普惠”的早期追求。

2. 宏观视角：折射民国农村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地方合作金融机构被迫发行“土票”，恰恰说明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失效：正规银行不愿下沉乡村，农民只能依赖合作社的“内部票证”维持基本交易，而这种票证的信用基础脆弱（依赖联合社的物资储备或外部兑换渠道），进一步印证了当时农村经济“积贫积弱”的本质。

3. 收藏与研究现状
作为罕见的民国地方合作金融票证，该纸币目前主要见于民间钱币收藏市场或博物馆（如山西地方金融史博物馆）。因其发行范围极窄、存世量稀少，已成为研究山西民国乡村经济与合作运动的重要“孤证”，学术价值高于市场价值（普通品相单张市场价可能在数千元至万元不等，视保存状况与稀缺性而定）。

总结
“民国二十三年乡宁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拾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钱币”，而是民国乡村合作运动在基层的金融实践载体。它既承载着近代国人“复兴农村”的理想，也暴露了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残酷现实——透过这张小小的票证，可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求生与挣扎”的微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