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十一年新疆喀造当红钱十文

民国十一年新疆“喀造当红钱十文”钱币的历史解析

一、基本背景：民国时期的新疆与货币体系
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此时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末期，但新疆因地处西北边陲，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军政格局中。自1912年杨增新主政新疆后，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避免卷入内地军阀混战，同时致力于稳定地方经济与货币体系。新疆传统上以“红钱”（铜钱）为主要辅币，与银两、银元并行流通，而“当红钱十文”属于铜钱范畴，其铸造与新疆当时的货币需求密切相关。

二、“喀造”的含义：喀什噶尔的铸币权
“喀造”即“喀什噶尔铸造”，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是南疆重镇，也是新疆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清代以来，喀什噶尔设有官方铸钱局，铸造“红钱”（因用红铜铸造而得名，又称“新疆红钱”）。民国初年，杨增新虽统一新疆军政，但仍保留各地传统铸币机构，喀什噶尔作为南疆核心，继续承担部分铜钱铸造职能，“喀造”即体现其地方铸币属性。

三、“当红钱十文”的形制与货币逻辑
1. “当红钱”的含义：
清代新疆红钱以“文”为单位，小平钱多为“一文”“二文”，咸丰年间因通货膨胀曾铸“当十”“当百”大钱。民国时期，新疆延续“当红钱”称谓，指以“红钱”为基准的面值单位。“当红钱十文”即一枚铜钱相当于十枚小平红钱的价值，属于大面额铜钱，用于应对小额交易的找零或大额支付需求。

2. 形制特征：
该币正面通常铸有“中华民国十一年”“喀造”“当红钱十文”等字样，背面多为回文（察合台文或维吾尔文）、满文或图案（如花卉、星纹），体现多民族聚居区的文化特色。材质为红铜，直径大于普通小平红钱，符合“当十”大钱的规格。

四、历史背景：杨增新时期的新疆货币稳定政策
1922年正值杨增新执政中期（1912-1928年），他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 货币混乱：清末至民初，新疆市面流通货币复杂，包括清红钱、沙俄卢布、内地银元、私铸铜钱等，价值不一，严重影响经济秩序。
- 财政压力：新疆地广人稀，财政收入有限，需通过稳定货币体系保障税收与市场交易。

为此，杨增新采取“维持旧制、整顿为辅”的策略：
- 保留红钱作为主要辅币，允许地方（如喀什、迪化、伊犁）按传统工艺铸造，但严格管控成色与重量，防止私铸贬值；
- 禁止内地劣质铜钱流入，同时限制沙俄卢布使用，逐步恢复红钱的主导地位；
- “当红钱十文”的铸造，既满足市场对大面额铜钱的需求，又通过官方背书维持信用，避免恶性通胀。

五、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1. 边疆治理的见证：
该币是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权（杨增新政府）维持货币独立性的实物证据，反映其在中央权威薄弱背景下，通过传统货币工具稳定边疆经济的努力。

2. 多民族文化的载体：
币面文字与图案融合汉、维、满等民族文化元素，体现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是研究近代新疆民族关系与货币文化的重要物证。

3. 货币史的活化石：
作为新疆最后一批“当红钱”系列铜钱之一，它见证了从清代红钱到民国纸币、银元过渡的历史阶段，填补了新疆货币体系中“传统铜钱向现代货币转型”的空白。

六、存世与研究现状
民国十一年“喀造当红钱十文”因铸造量有限（地方铸币规模较小），且历经百年战乱与流通损耗，存世量较少，属于新疆钱币中的稀有品种。目前主要收藏于新疆本地博物馆及国内外钱币收藏家手中，其研究多见于《新疆钱币》《中国近代货币史》等文献，是学界关注新疆地方经济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总结：这枚钱币不仅是民国时期新疆喀什噶尔的地方铸币，更是边疆地区在动荡年代维持经济稳定的缩影，承载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对研究近代中国边疆治理、货币金融及民族关系具有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