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会昌开元背上俯月右蓝

“会昌开元”是唐代晚期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推行的一次特殊铸币改革产物，因年号“会昌”且为开元通宝的变体而得名。而“背上俯月右蓝”是其中一种具体的版别特征，需结合历史背景、铸造特点及版别含义综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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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昌开元”的历史背景
唐穆宗至唐懿宗时期（821—873年），唐朝已陷入藩镇割据、财政危机的深渊。尤其是唐武宗即位后（840—846年在位），面临两大难题：
1. 灭佛运动的需求：唐武宗崇信道教，会昌五年（845年）发动大规模“会昌灭佛”，强制拆毁寺院4600余所，勒令26万僧尼还俗，没收大量寺产（包括铜佛像、钟磬等）。这些铜料被收归中央，需转化为货币以缓解财政压力。
2. 解决钱荒问题：中晚唐长期存在“钱重物轻”的通货紧缩，民间私铸泛滥（如“恶钱”），官方亟需统一新钱以稳定经济。

在此背景下，唐武宗下令以没收的铜料重铸开元通宝，并创新地在钱背加铸文字或符号，标记铸造地，史称“会昌开元”（又称“背文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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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上俯月右蓝”的版别解析
“会昌开元”的核心特征是钱背多铸文字或符号，用于标识铸造钱监（即铸币机构）。目前已发现的背文包括：昌（扬州）、京（长安）、洛（洛阳）、益（成都）、荆（江陵）、襄（襄阳）、蓝（蓝田）、越（越州）、宣（宣州）、洪（洪州）、潭（潭州）、兖（兖州）、润（润州）、鄂（鄂州）、平（平州）、兴（兴元）、梁（梁州）、广（广州）、梓（梓州）、福（福州）、丹（丹州）、桂（桂州）等23种（一说22种，“福”是否为官方铸造存争议）。

“背上俯月右蓝”可拆解为三个关键特征：
- 背上：钱背上方（“穿上”）有铸造符号；
- 俯月：穿上的符号形似“俯月”（即月牙形向下弯曲）；
- 右蓝：钱背右侧（“穿右”）铸有“蓝”字，代表此钱由蓝田钱监铸造（蓝田属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蓝田县）。

需注意：“俯月”并非所有“背上”符号的统一名称，可能是泉界对某类弯曲月纹的俗称；“右蓝”则明确指向蓝田监，是“会昌开元”中较常见的背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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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昌开元”的铸造与流通
会昌开元的铸造时间极短（仅会昌五年一年），但因涉及全国多个重要钱监（如扬州、长安、成都等），铸量较大。其形制延续初唐开元通宝的标准（直径约2.3—2.5厘米，重约4克），但背文打破了传统开元的素背惯例，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不过，会昌开元的流通效果有限：一方面，灭佛所得铜料有限，新钱未能完全替代私铸恶钱；另一方面，藩镇势力仍自行铸钱（如淮西镇曾铸“元通”钱），导致货币体系混乱。唐宣宗即位后（847年），停止会昌新钱，恢复旧开元通宝铸造，会昌开元逐渐退出主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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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背上俯月右蓝”的历史价值
作为会昌开元的细分版别，“背上俯月右蓝”的特殊性在于：
1. 地域标识：背“蓝”直接关联蓝田钱监，为研究唐代京畿地区铸币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2. 工艺特征：“俯月”符号可能反映当时钱监的刻模习惯或工匠的个人风格，是研究唐代铸币工艺的细节资料；
3. 历史见证：它是唐武宗灭佛与财政改革的双重产物，承载着中晚唐政治、经济、宗教互动的关键信息。

目前，会昌开元因版别丰富（仅背文就有20余种），成为古钱币收藏与研究的热门品种，“背上俯月右蓝”作为其中较罕见的版别（需结合具体存世量与版别考证），具有一定的收藏与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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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会昌开元背上俯月右蓝”是唐武宗会昌年间利用灭佛铜料铸造的特殊开元通宝，背“蓝”标识蓝田钱监，“俯月”为穿上装饰符号。它既是唐代货币改革的缩影，也是研究中晚唐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实物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