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铜钱会昌开元背左月右蓝

“会昌开元”是唐代晚期（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铸造的一种特殊版别的开元通宝钱，属于官方统一规划、地方藩镇参与铸造的货币。而“背左月右蓝”是会昌开元中一种具体的版别特征，需结合其历史背景和铸造特点来理解：

一、“会昌开元”的历史背景
1. 铸造起因：平定叛乱与货币整顿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唐朝面临两大危机：一是佛教势力膨胀（“会昌灭佛”的背景），大量铜被用于铸造佛像，导致铸币原料短缺；二是藩镇割据严重，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减弱，货币流通混乱。
为缓解财政压力、统一货币，并借铸币消耗地方藩镇的铜资源（削弱其经济独立性），唐武宗下令以“开元通宝”为基础，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各藩镇分别铸造带有本州郡名称或特殊标记的钱币，史称“会昌开元”（因铸造于会昌五年而得名）。

2. 铸造特点：“州名钱”与特殊标记
会昌开元的钱文仍为“开元通宝”，但背面增加了铸造地的标识，主要包括两类：
- 州郡名：如“昌”（扬州）、“京”（长安）、“洛”（洛阳）、“益”（成都）等，共23种左右（一说24种）；
- 特殊符号：如“月纹”“星纹”“月孕星”“蓝”“桂”等（部分为藩镇自行添加的地方特色标记）。

这些标记既是区分铸造地的依据，也反映了当时中央与地方在货币铸造上的互动——中央允许地方保留一定自主性，以换取其对统一铸币的配合。

二、“背左月右蓝”的具体解读
1. “背左月”：月纹的含义与争议
会昌开元的“月纹”（包括左月、右月、上月、下月等）是最常见的特殊标记之一，其含义历来有争议：
- 主流观点：可能与“纪念”或“工艺习惯”有关。一说月纹是为纪念唐高祖李渊的“骑月”传说（李渊起兵前曾见“月中阴影如马”，视为吉兆）；另一说认为月纹是铸钱工匠为固定钱范位置而留下的“定位标记”（类似后世铜钱的“星纹”），因工匠习惯不同而出现左右位置差异。
- 地方特色：部分学者认为，“月纹”可能是某些藩镇（如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扬州）自行添加的本地标记，用于与其他州郡的会昌开元区分。

2. “右蓝”：“蓝”的可能指向
“蓝”是会昌开元中较少见的标记，目前学界对其具体所指尚无定论，主要推测有两种：
- 地名简称：可能对应某个带“蓝”字的州郡。唐代带“蓝”字的地名主要有“蓝田”（属京兆府，今陕西蓝田）、“蓝山”（属郴州，今湖南蓝山）、“蓝田关”（属商州，今陕西商洛）等。其中，“蓝田”作为京畿要地，若“蓝”指蓝田，则可能是长安附近钱监的标记；
- 藩镇或机构代称：“蓝”也可能是某藩镇（如淮南藩镇）内部机构的简称，或工匠的“暗记”（类似后世钱币的“炉记”）。

3. “背左月右蓝”的组合意义
这种版别说明该钱币是由同时采用“月纹”和“蓝”标记的藩镇或钱监铸造。结合会昌开元的铸造逻辑，它可能是某一特定州郡（如扬州或其他使用“蓝”标记的州郡）在铸造时，既遵循了中央统一的“月纹”规范（或本地习惯加月纹），又保留了自身特色的“蓝”标记，最终形成了“左月右蓝”的独特组合。

三、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1. 反映晚唐政治格局：会昌开元的“州名钱”和特殊标记，是中央试图强化对地方控制、却又不得不妥协于藩镇势力的实物见证，体现了晚唐“强枝弱干”的政治困境。
2. 见证“会昌灭佛”的经济影响：会昌开元的大量铸造，直接利用了“灭佛”收缴的铜料（据统计，会昌灭佛期间拆毁寺庙4600余所，收铜材约100万斤），是宗教政策与经济政策联动的典型案例。
3. 钱币学的独特标本：“背左月右蓝”这类兼具多种标记的版别，为研究会昌开元的铸造体系、地方藩镇的自主性提供了珍贵线索，也是唐代钱币中“版别多样性”的代表。

四、存世情况与研究现状
会昌开元因铸造时间短（仅会昌五年）、流通范围有限，且部分州郡铸造量极少（如“蓝”标记钱存世罕见），成为古钱币收藏中的热门品种。“背左月右蓝”因标记组合特殊，更受藏家关注，但目前考古出土和文献记载中关于其具体铸造地的信息仍较模糊，需更多实物资料进一步考证。

综上，“会昌开元背左月右蓝”不仅是一枚普通的唐代钱币，更是晚唐政治、经济、文化交织作用的缩影——它承载着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宗教与经济的互动，以及古代工匠的智慧与习惯，是解读唐代晚期历史的重要“金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