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六年滨江商会发行临时辅币伍角绿票

民国六年（1917年）滨江商会发行的临时辅币伍角绿票，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地方性、临时性货币的典型案例，其背后关联着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以下从背景、发行原因、特征、流通与影响等方面梳理相关历史：

一、发行背景：滨江地区的特殊地位与货币混乱
1. 滨江的地理与经济定位
滨江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核心区域，清末因中东铁路修建（1898年动工）成为东北北部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1905年日俄战争后，哈尔滨被划分为“道里”（俄占）、“道外”（华界）、“南岗”（铁路附属地）等区域，行政归属复杂；1907年清廷设吉林省滨江厅，1913年改为滨江县，1920年成为东省特别区（直属中央）治所，是东北北部商业、金融重镇。

2. 清末民初的货币乱象
东北地区传统货币以银两、制钱为主，但19世纪末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洋、日本龙洋）大量流入，加上清末“新政”中各省自铸银元（如吉林厂平银币），货币体系混乱。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试图统一币制（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推行“袁大头”），但东北因张作霖割据及地方势力干预，中央货币难以完全渗透。尤其在滨江这样的新兴商埠，商业活动频繁，对小额辅币需求迫切，而官方货币供应不足，为商会发行临时辅币提供了土壤。

二、发行原因：应对辅币短缺与地方商业需求
1. 官方辅币供应不足
民国初年，中央财政薄弱，地方银行（如东三省官银号，1905年设立于奉天，统筹东北金融）虽发行纸币，但在滨江等偏远商埠的投放往往滞后。同时，“袁大头”主币面值较大（壹圆），日常小额交易（如买菜、雇工）缺乏合适辅币，导致“找零困难”，商人常以邮票、铜元甚至外国小面额银币替代，市场秩序受影响。

2. 滨江商会的角色
滨江商会作为本地商人的自治组织（类似同业公会联合机构），为维护商业流通效率，自发承担“临时货币发行”职能。此类行为在当时中国并非孤例——清末民初，各地商会为解决辅币荒，常联合钱庄、商户发行“钱票”“辅币券”（如上海、汉口的商会票），具有“地方性、临时性、互助性”特点。滨江商会发行的“临时辅币伍角绿票”，正是这一背景下应对本地需求的产物。

三、钱币特征：“绿票”的形制与标识
1. 基本形制
该票为纸质辅币券，面值“伍角”，因票面主色调为绿色，俗称“绿票”。尺寸约略小于当时流通的主币券（如东三省官银号的壹圆券），便于携带。

2. 核心要素
- 发行主体：明确标注“滨江商会”或“滨江县商会”字样，部分票券可能加盖商会印章或负责人签名，体现“民间发行”属性；
- 面值与时间：正面印“伍角”“中华民国六年”及编号，背面可能有简单花纹或商会章程摘要（如“凭票即付伍角，随时兑现”）；
- 防伪设计：因属临时发行，防伪较简单，多为手工盖章、特殊纸质（如带暗纹的土纸）或局部套色印刷。

四、流通与结局：临时货币的历史局限
1. 流通范围与信用基础
“绿票”主要流通于滨江县城及附近乡镇，依托商会的本地信誉和商户网络维持信用——商会承诺“随时可向指定商户兑换银元或铜元”，因此初期被本地商民接受。但因无政府背书，信用弱于官银号纸币，流通范围受限，且易受商会资金实力影响（若商会无法兑付，即沦为废纸）。

2. 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东三省官银号在滨江设立分支机构（或加强对本地金融的控制），以及后续东北地方政府（如张作霖时期）整顿货币秩序，官方辅币（如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奉票”系列辅币券）逐渐覆盖滨江地区，民间临时辅币失去存在必要。至20世纪20年代初，“绿票”基本退出流通，或因磨损、回收销毁而罕见留存。

五、历史意义：见证地方金融与近代化进程
1. 反映近代中国货币制度的过渡性
滨江商会“绿票”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央统一币制与地方自发货币并存”的缩影，体现了传统商业自治向现代金融体系转型中的矛盾——商会试图填补官方金融空白，却也暴露了中央权威在地方的缺失。

2. 承载滨江的地方商业记忆
作为哈尔滨早期商贸史的物证，该票见证了滨江从“铁路附属地”向“独立商埠”发展的历程，以及本地商人应对经济挑战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带有临时性、非规范性）。

六、收藏与研究现状
因发行量小、流通时间短，“民国六年滨江商会伍角绿票”存世极罕，属于中国近代纸币中的“冷门珍品”，多见于专业钱币收藏机构或资深藏家手中。目前对其研究多散见于东北地方史、货币史论著（如《黑龙江金融志》《哈尔滨近代货币史》），具体版别、发行细节仍需更多实物资料佐证。

综上，这张“绿票”不仅是枚普通的钱币，更是民国初年东北地方社会“金融自救”的微观标本，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