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六年抚顺县厚生储蓄公会伍角

“民国六年抚顺县厚生储蓄公会伍角”并非官方流通货币，而是地方性储蓄机构发行的代用券或储蓄凭证，其历史背景与民国初年东北地区的金融生态、地方实业发展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相关历史：

一、“厚生储蓄公会”的性质与背景
“厚生”一词源于儒家经典《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意为“使民众生活富足”，近代常被实业团体用作名称，体现“振兴民生”的理念。“储蓄公会”则是民国初年兴起的地方性互助储蓄组织，多由商人、士绅或企业牵头成立，旨在吸纳民间闲散资金，用于本地生产、公益或应急周转，兼具储蓄与信贷功能。

抚顺县（今辽宁抚顺）在民国初年已是东北重要的工矿业基地（尤其是煤炭开采），随着资源开发和城市扩张，工商业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但当时官方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北分行）覆盖有限，且传统钱庄难以满足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因此，以“厚生储蓄公会”为代表的地方储蓄组织应运而生，成为连接民间资本与地方经济的纽带。

二、“民国六年”的历史坐标（1917年）
1917年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中期（1912-1928年），也是张作霖逐步掌控东北的时期（张作霖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开始整合东北军政经济）。此时东北虽名义上属中央管辖，但实际已形成“奉系军阀主导”的半独立经济体系：
- 经济上：东北民族工业（煤矿、纺织、粮食加工）快速发展，抚顺煤矿被日本资本觊觎（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获得抚顺煤矿开采权，但1917年前后中国方面仍在争取权益），本土工商业需自主资金支持；
- 金融上：奉系为摆脱对关内金融的依赖，开始整顿地方币制，但仍存在货币混乱问题（银两、银元、铜元及各类私票并行），地方储蓄机构的代用券成为补充流通的重要工具。

三、“伍角”代用券的功能与局限
“伍角”面额表明该凭证主要用于小额交易或储蓄结算。作为非官方发行的凭证，其流通范围局限于抚顺县本地，依赖“厚生储蓄公会”的信用维持——储户存入资金后，公会出具此类凭证，持券人可在指定商户或公会网点兑换现金/商品，本质是封闭区域内的信用货币。

这类代用券的出现，反映了民国初年地方金融“官弱民强”的特点：官方银行体系尚未深入基层，民间经济组织通过自发合作填补金融空白，但也因缺乏统一监管，易因经营不善引发挤兑风险（许多地方储蓄公会因资金链断裂最终倒闭，凭证沦为废纸）。

四、抚顺地方史的特殊性：矿业与金融的交织
抚顺自清末以来便是“煤都”，1917年前后煤炭产量激增，不仅供应东北本地，还通过铁路运往关内及日本。但日本对抚顺煤矿的掠夺性开采（如“满铁”通过附属企业控制煤矿）挤压了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厚生储蓄公会”等组织的资金可能部分用于支持中国商办的煤矿配套产业（如运输、冶炼）或民生项目（如矿工福利），试图对抗外来经济侵略。

不过，由于日本势力在抚顺的强大存在，地方储蓄机构的资金安全实际难以保障——若公会资金间接流入与日本相关的产业，或与日本控制的金融机构产生债务关联，其稳定性会大打折扣。

五、现存与收藏价值
此类地方储蓄凭证因发行量小、流通范围窄，存世量极少，目前主要见于钱币收藏市场或地方博物馆（如抚顺市博物馆）。其价值不仅在于“民国纸币”的文物属性，更在于它见证了近代中国基层金融的挣扎与探索，以及东北地方社会在列强环伺下试图自主发展的努力。

总结
“民国六年抚顺县厚生储蓄公会伍角”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诞生于民国初年东北地方经济崛起与金融滞后的矛盾中，是民间力量应对货币短缺、支持本土实业的尝试，也折射出抚顺作为矿业重镇在殖民经济压力下的复杂生态。尽管它不是法定货币，却为我们理解“基层金融如何塑造地方社会”提供了鲜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