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六年中国银行兑换券壹角(归绥)

民国六年（1917年）中国银行归绥分行发行的壹角兑换券，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中极具地方特色与时代印记的金融文物。它既反映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体系，也折射出内蒙古中西部（归绥地区）在民国初年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变迁。以下从背景、发行机构、券面特征、历史意义等维度展开分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金融动荡与中央银行的扩张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最初作为中央银行职能，1928年后成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承担统一币制、稳定金融的重任。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币制混乱，各地仍流通大量银两、铜元及外国货币（如俄钞在东北、西北泛滥），中央需通过地方分行发行兑换券（纸币）来整合货币市场。

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处漠南，是中原通往蒙古高原的商贸枢纽，也是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控制内蒙古的关键节点。1913年，中国银行在归绥设立分行（时称“归绥汇兑所”，后升格为分行），旨在加强对内蒙古中西部的金融渗透，抵制外国货币与地方私票的侵蚀。

二、“兑换券”的性质：信用货币的尝试与地方适应性
民国初年的“兑换券”本质是可兑现纸币，理论上持券人可向发行银行兑换银元或银两（早期中国货币以银本位为主）。但受限于当时的财政实力与兑换能力，许多兑换券实际沦为“不兑现纸币”，不过中国银行作为官方背景的银行，其兑换券信用相对高于地方私票。

壹角面值属于小面额辅币券，主要用于日常小额交易，反映了归绥地区基层商业对轻便货币的需求——当时当地流通的铜元（制钱）笨重且成色不一，兑换券更便于携带与结算。

三、归绥地区的特殊意义：边疆金融与民族交融
归绥是蒙汉回等多民族聚居区，也是晋商、旅蒙商活跃之地（如“大盛魁”等商号主导着草原贸易）。中国银行在此发行兑换券，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中央对边疆地区实施金融控制的手段：
1. 抵制俄钞与私票：清末民初，沙俄通过贸易向蒙古地区输入大量卢布（“俄帖”），挤压中国本土货币空间；同时，归绥本地商号、钱庄也发行私票，扰乱市场。中行兑换券以国家信用为支撑，试图统一货币市场。
2. 服务商贸与税收：归绥是绥远地区（民国初年设绥远特别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军饷、赋税、商队贸易均需稳定货币，兑换券的发行便利了政府与商号的结算。
3. 民族政策的体现：北洋政府虽对蒙古地区采取“分而治之”（如1914年设绥远特别区），但通过金融统一间接强化对当地的行政管辖，兑换券上的汉字（可能辅以蒙文？需看具体券面）也暗含文化整合意图。

四、券面设计与历史信息（推测）
由于实物券存世较少，结合同时期中行地方券的特征，民国六年归绥壹角兑换券可能包含以下元素：
- 正面：上方印“中国银行”行名，中间面值“壹角”，下方标注“归绥”地名（或“绥远”）；可能有发行年份“中华民国六年”；部分券会印有防伪图案（如花纹、暗记）或银行总经理签名。
- 背面：多为英文说明（因中国银行需对接国际汇兑），或印有兑换条款（如“凭券即付通用银元一角”）。
- 特色：部分地方券会加入地域符号（如归绥的标志性建筑“大召寺”、骆驼商队等图案），反映当地文化特色。

五、历史局限性与后续命运
尽管中国银行试图以兑换券稳定归绥金融，但受制于多重因素，其效果有限：
1. 军阀截留与兑换困难：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军费开支依赖截留银行资金，导致中行准备金不足，兑换券难以足额兑现，逐渐贬值。
2. 地方势力抵制：绥远地方军阀（如阎锡山、傅作义先后控制绥远）更倾向于使用自有货币或私票，对中行券采取限制政策。
3. 币制改革的冲击：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发行法币），中国银行兑换券被强制回收，归绥地区的货币体系再次重构。

六、收藏与研究价值
民国六年中国银行归绥壹角兑换券是研究北洋政府金融史、内蒙古近代经济史、边疆治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 它见证了中央银行在边疆地区的扩张与困境；
- 反映了民国初年小面额纸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通逻辑；
- 券面上的地名、年份等信息，为考证归绥城市史、商贸路线提供了直接证据。

目前该券属珍稀钱币品种，存世量极少，是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多元性与边疆金融互动的关键物证。

综上，这张小小的壹角兑换券，不仅是货币，更是一段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市场、汉族与边疆民族在金融领域博弈的缩影，承载着民国初年归绥地区从传统商埠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