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七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小洋伍圆样本

民国七年（1918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发行的小洋伍圆样本，是民国初期东北地区货币体系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与吉林地方金融、币制改革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紧密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主体：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的背景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简称“永衡官银钱号”）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吉林省的核心金融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清咸丰六年（1856年）成立的“吉林永衡官帖局”，最初以发行“官帖”（一种地方性纸币）调剂地方财政。1907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吉林将其改组为“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成为集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存放款、汇兑于一体的省级官方银行，总号设于吉林城（今吉林市），在长春、哈尔滨、奉天（今沈阳）等地设分号。

民国成立后，永衡官银钱号继续作为吉林省官方金融机构存在，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其职能和信用多次波动。1918年正值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势力逐渐渗透的阶段（张作霖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逐步控制东北），永衡官银钱号的运营也需适应这一政治格局。

二、“小洋”的币制背景：清末民初的银元混乱与东北特色
所谓“小洋”，是清末民初东北地区对低面值银元（或仿银元）的俗称，与“大洋”（主币，如袁大头、光绪元宝等库平七钱二分银元）相对。其产生与当时全国币制混乱直接相关：

- 全国背景：清末自铸银元（如广东龙洋、湖北龙洋）后，各地因财政需求自行铸造银元，重量、成色不一；辛亥革命后，中央权威削弱，各省（如四川、云南、广东）甚至地方军阀滥发货币，导致“两”“元”之争（银两与银元并行）、“大洋”与“小洋”并存。
- 东北特殊性：东北因地处边疆，长期依赖俄、日货币（如俄国卢布、日本龙洋），本土货币体系薄弱。清末吉林将军希元于1898年奏准自铸“吉林厂平银元”（中国首套机制银辅币），但因技术落后、流通有限未普及。民国初年，吉林地方财政需用小额货币满足市场日常交易（如集市、手工业者找零），而“大洋”面额大（壹圆），不便小额支付，故发行“小洋”作为辅币。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的“小洋”，实际是一种地方性银质辅币（或银铜合金币），面值多为伍角、壹角，但此处“伍圆小洋”可能是特殊样本（或为设计稿、试铸样币），需结合实物验证——因常规“小洋”面额较小，“伍圆”更接近主币规格，可能是当时吉林试图统一币制的尝试。

三、民国七年（1918年）的发行背景：财政需求与币制整顿
1918年的吉林面临多重经济压力，推动永衡官银钱号发行新币：

- 财政亏空与军费需求：民国初年，吉林省因战乱（如护国战争、奉吉冲突）、灾荒（如水旱灾害）导致财政入不敷出，需通过金融机构发行货币弥补赤字。同时，张作霖在东北扩张势力，吉林地方军队（“吉林陆军”）扩编需要军费，永衡官银钱号成为变相筹款工具。
- 应对外币冲击：东北市场充斥俄卢布（因中东铁路贸易）和日本龙洋（日本通过朝鲜银行控制东北金融），严重挤压本土货币空间。吉林当局试图通过发行“永衡小洋”争夺小额货币主导权，稳定地方经济。
- 币制整顿尝试：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袁世凯像壹圆银币”（袁大头）为主币，但东北因特殊地位未完全执行。永衡官银钱号此时发行“小洋”，可能是响应中央“统一币制”号召，同时保留地方特色的折中方案。

四、样本的特殊意义：未正式流通的“试验品”
题目中提到的是“样本”（即样币），这类钱币通常有三种可能：
1. 设计试样：用于呈报上级审批（如吉林督军、财政部），展示图案、文字、材质；
2. 试铸币：少量铸造测试工艺（如重量、成色、防伪），评估流通可行性；
3. 存档样本：官方留存的标准器，用于比对后续批量发行的货币。

民国七年永衡官银钱号的“小洋伍圆样本”若未正式流通，可能与当时币制争议有关——例如，中央可能反对地方发行高面值辅币（破坏主辅币体系），或吉林内部对“小洋”的面值、成色存在分歧，导致样本仅存于档案而未量产。

五、历史价值与现状
吉林永衡官银钱号的小洋样本是研究民国初期地方金融史、东北币制演变的关键实物：
- 它反映了地方政权在中央集权弱化背景下，通过金融机构维护经济主权的努力；
- 体现了东北“小洋”作为区域性辅币的独特地位，区别于关内的“银角”；
- 样本本身因稀缺性（样币通常仅数枚），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珍品，兼具历史研究与艺术鉴赏价值（其图案多含吉林地方元素，如“松江”“白山”或吉祥纹饰）。

总结：民国七年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小洋伍圆样本，是民国初期东北地方金融动荡与币制探索的缩影，既承载着吉林应对财政危机、抵制外币入侵的历史记忆，也见证了地方政权在中央与地方博弈中的金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