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四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四拾枚(京兆)

关于“民国四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四拾枚（京兆）”这一钱币，需结合平市官钱局的设立背景、民国初年的币制混乱与金融整顿、京兆地区的特殊地位三方面梳理其历史脉络：

一、核心机构：平市官钱局的起源与职能
平市官钱局是清末至民国初年政府为稳定地方金融、平抑物价、统一辅币设立的官方金融机构，本质是应对“银钱并行”体系下私铸劣币泛滥的救急措施。

- 前身与全国推广：清光绪末年，因铜元滥铸导致“钱贱银贵”、物价飞涨，各省率先设局发行“官钱票”（如直隶的“天津官银号”、江苏的“江南官钱局”）。1909年，清政府度支部通令各省仿效，将这类机构统一命名为“平市官钱局”，明确其职能为“发行铜元票、兑换破烂铜元、调剂市场货币流通”。
- 民国延续：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1912-1928）继承这一制度，财政部于1913年前后要求各省恢复或新设平市官钱局，以整顿因战乱和私铸加剧的币制混乱——此时民间私铸铜元成风，劣质“沙版”“翻砂版”充斥市场，正规铜元大幅贬值，“一枚当十铜元仅值制钱三四文”，百姓深受其害。

二、“民国四年”的时代背景：币制整顿与袁世凯统治下的金融管控
民国四年即1915年，处于北洋政府“袁记时期”（1912-1916），这一年也是袁世凯推进帝制的关键年份，但金融领域仍在试图强化中央集权：

1. 币制混乱的迫切性：
清末民初，中国货币体系呈现“银两、银元、铜元、制钱、纸币”并行的乱象，且各地军阀滥发货币，导致“同一城市有数十种钱票流通，价值一日数变”。以北京为中心的“京兆地区”（见下文）更是重灾区——作为首都，京兆需维持金融稳定以支撑中央政府运转，因此财政部直接介入地方货币发行。

2. 财政部直接管辖的“平市官钱局”：
此前部分省份的平市官钱局由地方政府控制，易导致政策不一。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省官银钱号条例》，试图将地方金融机构收归中央，但效果有限；而“京兆”作为中央直辖区域（类似今北京及周边），其平市官钱局由财政部直接设立和管理，体现了中央对核心区域的金融垄断意图。

三、“京兆”的特殊意义：中央直辖的货币试验场
“京兆”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名，清代为“顺天府”，1914年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直属国务院，辖区包括今北京大部、河北廊坊部分地区），作为首都的行政单元，具有特殊的政治和金融象征意义：

- 发行机构的权威性：“财政部平市官钱局（京兆）”意味着该局并非地方自发设立，而是中央财政部的直属分支，其发行的“四拾枚”铜元票（即面值40枚的辅币券）具有法定货币地位，旨在替代京兆地区混乱的私铸铜元和地方钱票，强制推行统一的官方辅币。
- 面值的实用性：“四拾枚”即对应40枚“当十铜元”的价值（清末民初“当十铜元”为主流辅币，一枚当十铜元理论上兑10文制钱，40枚即400文）。这一面值设计是为了匹配当时日常交易需求——小额买卖常以“几十枚铜元”计价，大面值纸币不便使用，故辅币券以“拾枚”“贰拾枚”“肆拾枚”为单位。

四、该钱币的历史价值与命运
1. 见证金融集权尝试：它是北洋政府试图通过中央财政统一地方货币的实物证据，反映了民国初年从“地方分散发钞”向“中央管控金融”的过渡阶段。
2. 币制改革的缩影：“四拾枚”券本质是铜元的“纸币化替代”，目的是解决铜元重量不足、私铸泛滥的问题——官方承诺“持券可兑换足额铜元”，但实际中因政府财政拮据，常出现“挤兑”现象，导致券值下跌（这也是民国初年官钱票的通病）。
3. 时代局限：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政府陷入军阀割据，京兆地区的金融管控随之松弛，平市官钱局的权威下降，此类官钱票逐渐被地方军阀或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取代，最终退出流通。

总结
“民国四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四拾枚（京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金属钱币”，而是官方发行的铜元辅币券，它诞生于民国初年币制崩溃的危机中，是北洋政府以中央财政力量整顿首都金融秩序的产物，见证了那个时代“试图统一却终陷混乱”的金融困境，也为研究民国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货币史提供了具体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