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二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天津)

“民国十二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天津）”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辅币之一，其背后关联着民国初期复杂的金融环境、政府的货币调控尝试以及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以下从历史背景、机构职能、钱币特征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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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民国初期的货币混乱与“平市”需求
民国建立后（1912年），中国货币体系陷入严重混乱：
- 银两、银元、铜元并行：传统银两仍用于大额交易，但成色、重量不统一；清末引进的银元（如“龙洋”“袁大头”）逐渐成为主流，但各地军阀滥发私铸银元、铜元，导致币值暴跌；
- 纸币信用崩溃：各省督军为筹军费大量发行地方纸币（如“省票”“钱票”），但因无准备金支撑，多成废纸，物价飞涨，民生困苦；
- 铜元贬值危机：铜元本是小额辅币（1枚当10文制钱），但1910年代后，因铜料短缺、私铸泛滥（如“沙版”“翻砂版”劣质铜元），铜元对银元的兑换比例从清末的1000文=1银元，暴跌至1920年代的2000-3000文=1银元，甚至出现“十枚铜元买不到一个烧饼”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北洋政府亟需整顿货币市场，“平市”（稳定币值）成为关键任务。财政部作为中央金融管理机构，开始推动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平价”辅币，以抑制劣币驱逐良币、平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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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部平市官钱局”的设立与职能
“平市官钱局”是北洋政府为应对铜元危机设立的官方金融机构，核心职能是发行有准备金支撑的标准化铜元券（或铜元），取代市面流通的劣质私铸币，稳定小额货币体系。

成立时间与背景
民国初年，部分省份已尝试设立类似机构（如江苏“江南平市官钱局”、湖北“汉口平市官钱局”），但多由地方自办。1923年（民国十二年），财政部为强化中央对货币的主导权，直接设立“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并在重要商埠（如天津、北京、上海等）设分局，统筹发行“财政部版”平价款。

天津的特殊地位
天津作为华北经济中心、北方金融枢纽（当时有“京畿门户”“华北华尔街”之称），且毗邻北京（北洋政府所在地），是货币流通的关键节点。因此，财政部在天津设立分局，重点发行面向北方的平价款，以整顿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混乱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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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国十二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天津）”的特征
这枚钱币属于铜元券（纸质代用币）或机制铜元（金属币），具体需结合实物判断，但根据史料记载，其核心信息如下：

形制与面值
- 材质：若为铜元券，为纸质，印有“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字样、面值（“拾枚”即10枚铜元）、发行时间（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号及防伪设计；若为机制铜元，则可能为圆形方孔或圆孔铜元，正面标注“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背面可能有“天津”或“中华铜币”等字样。
- 面值含义：“拾枚”指可兑换10枚标准铜元（约相当于1角银币的购买力），用于日常小额交易（如买菜、乘车）。

发行目的
通过发行有财政部信用背书的标准化辅币，取代市面流通的私铸劣币（如含铜量不足的“沙版铜元”），规定其与银元的固定兑换比例（如“100枚拾枚券=1银元”），从而稳定物价、恢复市场信心。

流通范围
主要流通于天津及周边地区（如直隶、山东北部），因依赖财政部的权威性，初期信用较好，但随着北洋政府财政恶化（1920年代后期军阀混战加剧，军费开支庞大），平市官钱局的准备金逐渐不足，后期发行的券币也出现贬值，最终随北洋政权覆灭而退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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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 金融史实证：该钱币是研究民国初期中央政府干预地方货币、应对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反映了北洋政府“统一币政”的努力与局限（因军阀割据、财政虚弱，最终未能彻底解决币制混乱）。
2. 区域经济缩影：天津作为发行地，体现了其在华北金融网络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官方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地方分局渗透基层市场。
3. 收藏价值：因存世量较少（仅流通于特定区域和时段），且承载重要历史信息，此类钱币成为近代货币收藏的热门品种，尤其是品相完好、带清晰编号或印章者，市场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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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民国十二年财政部平市官钱局拾枚（天津）”不仅是一枚普通的辅币，更是民国初期金融动荡与政府调控的微观见证。它诞生于铜元危机的背景下，试图以官方信用重建货币秩序，却因时代局限未能持久。其背后的故事，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金融体系的艰难转型。